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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放大与媒体责任的论文 关键词： 风险社会 风险放大 媒体责任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8226;贝克（ulrich beck，1944－）在反思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我国学界2000年介绍了他的理论。21世纪的前十年风云多变，风险频发，9.11恐怖袭击、sars的全球流行、印度洋海啸、卡特尼娜飓风、禽流感、中国汶川地震、墨西哥猪流感……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其发生和传播的情景，似乎都被贝克的“风险社会”言中了，因而贝克的理论得以受到关注。现在，人们对于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的判断，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具备贝尔提到的“全球性的威胁”的程度，有些似乎只是我们感知和判断的失误。去年11月17日的美国《新闻周刊》，盘点出21世纪前10年“夸大的恐惧”，包括计算机千年虫、全球化风险、疯牛病、传统媒体对博客写手的担忧、西方国家对移民涌入的恐惧等等。 　　这些事件后来所以造成社会恐慌，一定程度在于传媒大规模的报道，引发公众过度关注造成的，实际上并没有产生预想的巨大危机，最终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8226;斯洛维奇（paul slovic，1938－）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2] 　　对于超出经验范围内的事件，公众一般通过大众媒体获得信息。.若媒体对于威胁的解释得以广泛传播，就会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媒介不仅简单地传递着关于“风险”的定义，而且无形中构建着风险，媒体成为风险制造模式中的一个部分。[3]《新闻周刊》指出的那些“夸大的恐惧”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反思媒体在这一风险放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对于明确媒体报道危机的社会责任，是有意义的。 　　媒体与风险的社会放大 　　保罗·斯洛维奇等人研究公众对风险的感知过程，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的概念框架，并分析了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强化或弱化公众的风险感和风险行为等问题。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中介，都可能通过增加或者删减某些形式和内容，从而改变原始的信息。在这个框架中，媒体对于信号的放大，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风险都不是个人直接体验到的。在缺乏个人体验时，媒体说什么，怎样说，是否准确，成为影响舆论的关键因素。影响风险是否被放大的媒体行为有：信息量和显示的重要程度，信息的可信度，信息的戏剧化程度及其象征性内涵。 　　即使信息是准确的，大容量的信息流可能成为风险的放大器，不断重复的故事会使公众的注意力持续在某一点上。例如，去年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产品倾销集中而大量的报道，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本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转移开，激起公众对“中国制造”某种恐慌心理。 　　大容量的信息可能会唤起以往事故或管理失误的回忆，激起人们对特定风险的潜在恐惧，从而诱使人们夸大对特定失误、事件或后果的想象。sars过后，我国媒体对于禽流感、h1n1流感的大量报道，多少唤起了人们对sars的记忆，激起了潜在的恐惧。这类报道的初期，一定程度夸大了公众对其危险性的想象。 　　专家之间的争论，容易提升公众对危机事件的不确定感，加深人们对危险是否已被充分了解的疑虑，同时降低官方发言人的可信度。媒体出于客观、公正等工作原则，往往会找一些对立的意见来平衡报道，同时媒体也会从自身利益考虑，要造成观点冲突，以便引起公众关注。这种情形如果做得过分，会增加公众的不确定感，使得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和恐惧进一步加深。 　　很多学者反思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原因时发现，麦卡锡利用了美国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他四处攻击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一反击，对于媒体来说，自然是可以报道的新闻，为了保持观点平衡和制造冲突，就必须引用麦卡锡的观点。这样，虽然他只有一个声音，但是却借着攻击许多人，放大了自己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对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是在媒体争论中被建构，并且被放大的。 　　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往往选择有戏剧性的事件或者细节作为报道的重点，即媒体的“框架效果”。媒体从有待感知的现实中选择某些方面，使其在传播文本中更加显著，从而促进对一个问题的特殊界定方式、因果解释、道德评价、解决方案等等。媒体习惯于抓住风险问题中的戏剧性方面（如死亡人数、潜在的威胁、灾难性画面等），并安排在媒体的显著位置加以突出（报纸的头版、大字标题等，电视新闻的头条和连续报道等）。这样以来，势必影响读者对于风险的准确感知。 　　以色列心理学家坎内曼（daniel kahneman，1934－）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假设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