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张海迪.docVIP

PAGE  PAGE 6 我眼中的张海迪 　　去年十一月，从新闻中得知张海迪在中国残联代表大会上当选了残联主席，我给她发了一条手机短信：“祝贺你当选。只是希望我们国家不要多了一个官员，少了一个作家。”其实，我的意思是在祝贺之余，掺杂了几分提醒。想不到，没过几分钟，海迪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老弟呀，你可别看低你老姐。”海迪比我大几个月，因为混熟了，总是叫我老弟。“虽然担任中残联职务，但我还会写作，我需要用文字表达精神的飞翔。面对名利，我内心依然沉静，今后，我也会努力为残疾人兄弟姐妹做些事……” 　　在电话中，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可能是开会累的，但情绪还是很饱满，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让我不由得想起初识海迪时的情景。 　　那大概是1996年底1997年初的一天。张炜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张海迪有一部散文集??问我愿不愿意看一看。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海迪的事迹，却从未看过她的文字，虽然那时候她已写过几本书了。不过，我和张炜相交多年，相信他的文学品味。能入他法眼的作家作品，应该不会太次。于是。我要了海迪的电话，很快给她打过去。她一听我报上名姓，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接着说张炜已介绍我了。不知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年之后，当我们再谈起这段初识的经历，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张炜，是他的引荐，让一个作家和一个编辑在接触的第一时间就找准了文学的标尺。 　　按照约定，海迪很快就把书稿寄来了。书稿是用A4纸打印出来的，大约有一百多页，由数十篇文章组成。这些文章长短不一，短则一两千字，长则上万言；内容也不统一，有少儿时的回忆，有生活的感悟，还有出国游记、文学随笔。应该说，最打动我的是那些作者从小要面对的病痛，以及作者面对病痛时的心理印痕。这有别于许多作品的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当然，作者在面对种种庸俗做法而保持自己独特个性的品格，也让我对海迪刮目相看。总之，从这组文章中，我能看到一个与宣传所塑造的形象有所区别。甚至大为不同的张海迪。也许，这个海迪更真实一些。 　　我把自己的编辑想法告诉了海迪，即把收入的文章按照不同的内容和主题分为五辑，每辑选取作者的一句话作为题眼，这样让全书的脉络清晰一些。海迪完全同意。只是在取书名的问题上，让我们颇费了一番脑筋。我大约列出了七八个书名，让海迪挑，她最后选中了“生命的追问”，其实这个书名也是书中一篇文章的篇名。 　　为了尽快出书，我专程从北京赶到济南让她确认书稿。尽管在电话中已经沟通多次，彼此十分熟悉了，但是在她家里第一次见到她，还是被她的热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她握住我的手，能够感觉出，她的手比一般女性的手更有力量。后来接触多了，见她在家里都是自己转动轮椅做事情，才明白她的手劲儿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练出来的。加上她为人热情，握手的力量自然就会大一些。她的脸上有些苍白，大概是缺少户外活动的缘故。在她鼻梁的边缘，有一道浅浅的疤痕，编辑她书中的《1991――灵与肉》，我已知道这是鼻子上基底细胞癌手术在她脸上留下的印迹，尽管那疤痕并不明显。 　　那天晚上谈了很多，也谈得很晚，除了稿子的编辑技术问题。就是谈艺术、谈人生。她带我看了一些她前些年画的油画，题材很广泛，有静物花卉、风景，也有动物和人物。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跳舞，柔和的灯光笼罩了她的全身，衬托出女演员婀娜的身姿。这让我灵感大发：如果把这些油画放到书中做插图，不是可以让这本书更加丰满吗?听了我的建议，海迪还有些犹豫，害怕这些画不够完美。而后来在书中做出的局部插图，实际效果还不错。 　　也许是在《生命的追问》中用了海迪自己的油画做插图，大大提高了她绘画的兴趣，也大大提高了她的自信心。等到出版她和她的丈夫王佐良合作的翻译作品《莫多克――头大象的真实故事》时，我又提出请她画几幅插图，她便一口答应了。不过这次极为“难产”，文字稿他们早就翻译好，编辑加工也已完成，可是她的画作却迟迟交不来。几次在电话中催促，她都抱怨太难了，说总也找不到感觉。直到开印前一周，她才把插图寄给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水彩画，画面上的风景有些朦胧，似乎近处是草地与河流，远处有房舍和树林，天边布满了彩霞。海迪在画面右下角用英文签着“Modoc Haidi 98”，她还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字，叫“贡特斯泰因农庄的早晨”。贡特斯泰因农庄是作品主人公布拉姆和大象莫多克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地方。海迪运用她的想象力，把文字的描写幻化成具体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随着水彩的色彩发生变化，让人产生一种无尽的联想。 　　后来当着海迪的面，我对这幅画极尽赞美之能事。她却开玩笑地问：“插图稿费是多少钱?”我说：“大概也就一两百块钱。”她不禁大笑起来：“为了画这幅画，我买的法国水彩纸也不止几百块钱!还有水彩颜料，全是进口的!”我说：“那我们可付不起如此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