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关于文学者战争责任的争论和追究.docVIP

PAGE  PAGE 5 战后初期关于文学者战争责任的争论和追究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战争协力者”，然而战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声讨和追究却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不是反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刻意表现日本人本身的受害。更有一批作家反抗战后的和平秩序，发泄对战败投降的不满和悲哀，甚至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而揭露侵华战争罪恶、真诚反省的作家，半个世纪以来寥若晨星。 　　在日本进行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期间，大量的日本文学家为虎作伥，或参加“笔部队”充当“从军作家”，或积极参与军国主义政权的各种组织和各种活动，为侵略战争效力，或在炮制的“战争文学”中，鼓吹侵略战争，煽动战争狂热。整个日本文学在战争中整体堕落，成了军国主义的一部巨大的宣传机器。因此，文学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负有相当重要的责任。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给日本文坛造成了剧烈冲击。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在1946年1月发布文件，决定凡在侵略战争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将根据其责任程度，区分不同等级（A―G级，依次共7级）进行审查并追究其责任。其中规定：“通过文笔、言论，积极地鼓吹好战的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文学者――也在追究之列。在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文件的支持下，日本文学界内部也开始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进行揭发和追究。1946年1月，评论家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主持的《文学时标》杂志创刊号，首先打破了沉默，声讨协力战争的作家，呼吁追究他们的责任。在《发刊词》中，他们写道：“阳光终于照亮了令人绝望的漫漫长夜，熬过了痛苦和屈辱的十几年的反动岁月，今天终于站在了自由的阳光下，获得了生机，真感到由衷的喜悦。”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时标》将以纯粹的文学的名义，一个也不放过地追究、声讨那些厚颜无耻的、亵渎文学的战争责任者，并和读者一起，把他们在文学上的生命埋葬掉。这是在文学领域确立民主主义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一切文学上的重建都将是沙上的楼阁。”为此，《文学时标》设立文学检察专栏，渐次点了战争协力者的名字，并列出其种种罪状加以声讨。被点名的先后有四十几人。其中有：高村光太郎、火野苇平、中河与一、吉川英治、芳贺檀、保田与重郎、龟井胜一郎、山一有三、杉山平助、斋藤茂吉、横光利一、岛木健作、石川达三、上田广、佐藤春夫、武者小路实笃、菊池宽、舟桥圣一、丹羽文雄、浅野晃、藤泽恒夫、青野季吉、中野好夫、谷川彻三、盐田良平、冈崎义惠、久米正雄、莲田善明、久松潜一、富安风生、岩田丰雄、神保光太郎，等等。 　　例如，对于高村光太郎，声讨内容如下：“……本是很正直的人，却变成了人民之敌的赞美、拥护者……诗人们史无前例地堕落，与高村光太郎的行为关系甚大。从‘秉性正直’的高村光太郎那里，诗人们得到了自我堕落的最大刺激。在众多的诗人中，高村光太郎对于人民来说不仅是战争的最大责任者，而且是对于诗人全体堕落的最大责任者。”（执笔小田切秀雄） 　　对于河与一，声讨内容如下：“自己被文坛冷落了，便怨恨中、咒骂、复仇。在《文艺世纪》的匿名栏，每期都要写文章，说什么：某某是左翼，他是装作转向，对此人要警惕；对于什么什么作品应该禁止发行，那家伙是反国家的，非国民的。以此笔法诬告人，成了他的习惯……”（执笔大井广介） 　　对于保田与重郎，声讨内容如下：“……在一群自命为文化人的人把日本侵略军的行为合理化，费尽心机地把那说成是‘东亚协同体’、‘共荣圈’的时候，保田明确断言：将那些自称为成吉思汗的民众、其实不过是些蝼蚁之辈的民众征服、杀尽、强奸、烧掉，这都是天皇的威风的体现，也是圣战的目的。保田还对此加以赞美。然而他的最大的功绩，不仅在于他将尼采和折口信夫的东西加以篡改，年年出几十本书，以那种诘屈聱牙的、怪异的美文把年轻人驱向战争。而且，他还如同经济学界的难波田春夫那样是个思想侦探，从别人的书中嗅出赤色的味道，然后向参谋本部某科报告。”（执笔杉浦明平） 　　这样的声讨尽管用词激烈，但所揭发的却是事实；尽管《文学时标》作为一个小刊物影响有限，但毕竟在文学界内部率先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成立于1945年底、以战前无产阶级作家为主要成员的民主主义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学会”，也对文学界的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讨论。1946年3月底，“新日本文学会”东京支部成立大会，在小田切秀雄提案的基础上，通过了“追究文学上的战争责任”的决议。接着，小田切秀雄在“新日本文学会”的核心刊物《新日本文学》1946年6月号上发表《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一文。小田指出：“说起文学上的战争责任，那首先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问题。必须从我们自身的自我批判开始……我们自己在战争中是怎么做的，必须自觉地加以追究、检讨和批判。由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