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docVIP

PAGE  PAGE 11 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 　　美国政治学者兰斯?班尼特在他的新著《新闻业：幻象政治》中，在对现代媒体运行和大量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闻与政治，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和新闻里的政治经济学，指出新闻的驱动力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作者惊世骇俗地揭穿了媒体自由的神话，提出“言论自由并不能保证信息畅通”、“新闻也并非民主的保障”。作者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大怪兽，其特点是“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而且大量的软性新闻正在远离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媒体喜欢一哄而上，喜欢群起而攻，并提出未来的公民要摆脱媒体的束缚。在中国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和媒体商业化的时候，思考一下班尼特的新闻幻象理论，对讨论中国的发言人制度与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 　　 ??　 2003年底，格鲁吉亚发生了一场称之为“玫瑰革命”的反政府事件。西方学者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媒体事件。由人民合法选举的乔治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媒体设置的议程、制造的新闻、组织的“革命者”、煽动的抗议者和塑造的反对派领袖驱赶出了总统府。“玫瑰革命”对于思考加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执政能力、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的关键点有重要警示意义。政府对新闻事件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内舆论的驾驭能力正在成为中共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执政能力的突破口。 　　与几十年以前的中国媒介生态环境不同，随着中国的媒体产业化、商业化、集团化、股份化趋势，特别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体多元化、信息出口多样化、受众分散化，有些媒体的本质发生了转变，它的最高使命已经不再是承载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权和社会的政治动员工具，而是在市场上昼夜不停的印钞机。这种情势下的政府也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它的权威性和信任度也受到了挑战，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条出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使其成为舆论阵地的权威制高点。 　　通过加强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确、有效、及时地借助媒体实施议程设置，已经成为了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突破点。在传统的宣传体制下，突发事件、重要会议或其他重要新闻事件的报道，政府是通过看得见的一只手，强行管制媒体，命令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将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政府将由宣传控制者变成信息提供者。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通过策划大量的信息并主动向媒体提供，来巧妙地影响和引导媒体与国内外舆论，为国内外舆论设置议程。美国副总统切尼曾说：“你不能让媒体来设定议程……媒体喜欢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如果你任由它们这么做，那你的总统宝座就被毁了。” 　　媒体的议程设置分为三个方面，政策议程的设置、媒体议程的设置和公共议程的设置。有效的媒体传播是将议程设置的三方面有效地统一起来。议程设置不仅使你关注一件事情，而且还决定你如何关注它。同一个画面，千遍万遍地反复播送，画面中包含的意识形态信息就会变成受众可以接受的思想的界定，媒介反复使用的话语和报道就形成了霸权话语。一项调查显示，每周看电视30个小时的人所形成的对事情的认识与他所看的电视呈现的画面是一致的。 　　政府设置议程应该是以下三者完美的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要依靠新闻发布来进行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成为人民乐于关注的焦点，使政府决策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在当前中国媒体商业化和文化产业化大潮下，公共政策领导部门正在丧失舆论阵地，传统主流媒体也在丧失议程设置的能力。政府只有通过对媒体议程的设置，从而达到公共议程的设置，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关注的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这种“驾驭舆论的执政能力”应该是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新闻发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调动媒体的兴奋点，使媒体自觉自愿地围绕公共政策部门所发布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作为加强执政能力的突破口，议程设置所塑造的舆论民意更可以使社会内部成员获得强烈的政治认同感。 　　 　　二 　　 　　 从传统意义上讲，对媒体的优劣有三种判断的角度或标准，即从媒体的三种功能来判断――公众服务、商业服务、政治倡导：1）公众服务：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体现客观性、知晓性、知识性、教育性和娱乐性。如果要达到这些要求，媒体必需做到选题上的重要性、有用性。同时，在具体的报道中能否做到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平衡性、真实性、全面性、完整性；2）商业服务：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体现独家性、爆炸性、恐怖性、丑闻化、绯闻化和第一时间报道。其结果是，记者在具体的报道中，无论在事实上、选题上、标题制作、画面拍摄、叙述语言中有高度的主观性、选择性，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