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渡后南北经学的差异.docVIP

PAGE  PAGE 7 永嘉南渡后南北经学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自汉代儒学一尊，崇奉孔孟以来，“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四库全书总目》)。其中，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南北经学分立的时期。 　　永嘉丧乱，中原衣冠南迁，北方学术随之南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学，大规模传人江南。淝水之战后，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确立，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与“北学”之分，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这一时期为“经学分立”的时代。所谓“南学”，是指承袭魏晋学风，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的南朝经学。元嘉十五年，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学，儒学以雷次宗为代表，“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梁武帝时，更开设五馆，建立国学，立《五经》博士，怀经负笈者纷纷汇聚于京师，南学之风一时竞起，蔚为大观。“北学”是指承袭东汉经学遗风，以章句训诂为主，宣传普及儒家经典的北朝经学。北学代表人物以徐遵明为主，魏、齐之际名儒如李业兴、李铉、熊安生、马敬德等，皆出自徐遵明之门。 　　关于南北经学的差异，古人和近人都有所议论。《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时人这样的一段对话：“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孝标注云：“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圈，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南学“清通简要”，但却如“牖中窥日”，所学有所狭隘；北学“渊综广博”，却不免粗糙，如“显处视月”，所谓“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余嘉锡先生指出，“《北史?儒林传序》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语即本此。……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近代朴学大师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也说：“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此论可谓一语中的。 　　具体说来，南北经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北经学所承袭的经学传统大相径庭。南学主要继承魏晋玄风的传统，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重在贯通诸家，注重义理和文辞，因而其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北学则多墨守东汉章句训诂的学风，故思想较为保守、质朴。南学由于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因此南朝经师在说经时往往博采众说，自立新意，贵有心得，能破除师法、家法门户成见，反映了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实为儒家义理之学出现的中间环节；北学因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古代众多的名物制度得以阐明。 　　其次，南北经学所修习的儒家经典不同。“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南学《周易》尊王弼，《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则主服虔。 　　最后，在学术风格上，南北经学迥异。“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这里所谓的“简约”、“深芜”，并不是指文字的繁简，而是指一种学风，即南学偏重于清通简要，北学偏重于朴实。另外，在文学上，南学清绮，北学质重，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旨刚，重争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在经学占主导地位的南北朝时期，文学上的南北差异可以说正是经学南北差异的一种折射。 　　作为中国古代学术主流的经学，为何到了南北朝时期而进入南北分立的时代呢?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南北双方地理差别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和文化特征(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孔子也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而北方多仁者，南方多智者。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对的词语来形容或概括南北文化的差异。如认为南方士人聪慧、精细，而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而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峻肃等等。 　　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在南北朝时期突出表现在南北经学的对立上。“大抵北方之土，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