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弋在大美大爱的深湖.docVIP

PAGE  PAGE 6 游弋在大美大爱的深湖 　　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酸甜苦辣,顺水或逆风,坦途或坎坷;怠也有某些亮点,在记忆的荧屏上,像夏夜的星星闪闪烁烁。使人对每一念及,就感到无比温馨,亲切和激动。 　　 　　我十分幸运,在激情燃烧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相继参加两个“中央代表团”,亲眼见证我们多民族祖国的繁盛与团结,祥和与欢快。 　　 　　1955年10月1日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派出以德高望众的董老(必武)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代表团团员不少是各少数民族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是成立大会前夕乘飞机抵达乌鲁木齐。我们代表团演出队人数众多,加之一大堆服装道具,不能不提前从兰州坐汽车经漫长的河西长廊远赴新疆。而在自治区成立大会的前后,我们花了整整九个月的时间,到南疆的喀什、莎车、阿克苏,北疆的伊犁、塔城、石河子等地慰问演出,辗转数千里,不停地奔波。对我而言,非但不觉得累与苦,倒是喜出望外;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近距离地品味边疆少数民族的感情世界。 　　 　　新疆在我国各省区中面积最大,居住着除汉族外的十二个少数民族,待人诚恳、真挚、热情好客且重感情。我感受最深的是,各民族相处非常融洽,互敬互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如一家。原本生活是平凡而艰辛的,一经注入见肝见胆的友谊,就过得丰富而充实,多姿多彩,有滋有味。我在胜利农场采访生产建设兵团,战士们劳苦功高却又憨厚朴实,不愿说起自己,说也是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似乎不会说话。可当我问到和附近少数民族关系时,他们有说有笑像换了一个人,话多得像开闸的渠水滔滔不绝,告诉我哪个村有几位拥军模范,哪些人是场长家里的常客,熟悉得犹如派出所的片警。他们掌握许多民族友爱的生动故事,就像拿着大串、大串的烤羊肉,随便递给我一串也会使我从嘴到心灵香气四溢。我把这些统统溶入诗中,促成我这支热情有余天赋不足的笔推出处女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 　　 　　1956年4月,中央又派出以陈毅元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次和去新疆不同,陈毅是亲帅代表团大批人马,浩浩荡荡以前不见车头后不见车尾的庞大气势沿青藏公路进藏;如此高规格的豪华阵容,在只可仰视的世界屋脊上、在奇寒的冰峰雪岭间缓慢地秩序井然地行驶,真够壮观够诗意的了。宿营时我情不自禁地掏出笔记本:“车轮滚滚路迢迢,驱龙鞭凤入云背,长途未觉风尘苦,身有诗飘与酒飘。 　　 　　陈毅团长在拉萨开完庆祝大会,又检阅了边防部队,还到日喀则去了几天,就乘坐刚刚通航的首班飞机回了北京。我依然跟随代表团的巡回演出队,去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慰问、演出、采访,马不停蹄地走南闯北。这种活动方式不能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对从事文学创作来说是太不够了,我大胆的做了一个挑战性的决定:留下来!调离北京到西藏落户!这个想法一经产生便愈来愈强烈,而且机会特好,因为陈毅团长离藏前给代表团作了个报告,说中央同意派干部支援西藏,先可以考虑从代表团的内部留一些人。这话成了我的“尚方宝剑”,以至我找单位领导请求援藏时多少有点带威胁性地“带剑入宫”。事情很快顺利解决,我还不忘大造舆论说回北京仅仅为了取行李。 　　 　　为什么我如此的当机立断?干脆得斩钉截铁?我当然可以说出若干缘由,但最核心的只能是――边疆情结。几年来我跑了不少边境地区,结识了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真诚与友善已经越过语言的阻隔直达我内心深处,我在遥远的喧闹的城市里仍然常常怀念他们,人回城了心还留在边疆,而且这种情感愈来愈浓烈,挥之不去。同时我滋生了一个理念:扎实的文学创作,靠走马观花不行,下马看花也不行,最好和各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栽花培育花。道理简单,根深才能叶茂。 　　 　　说实话,真还没想到这一留竟然长达三十三年,几乎涵盖我全部青、壮年时期。这么说当然不含任何“悔不当初”的意思,相反我干得很欢,自我感觉良好。我参加过“民主改革工作组”、“改革复查工作组”、“社教工作组”,只要有机会贴近藏族群众我都争取去。还在林芝县达则区挂职当个副区长。著名诗人蔡其矫来藏旅游时当面夸我说:“你这个生龙活虎的小个子。”“和勤劳勇敢、开郎乐观的藏胞相处了,想消极一下都难”。我如是回答。 　　 　　说起藏胞对我深切的关爱,事例太多,一文难尽,有如步入琳琅满目的大超市,不知道挑选什么为好。每件事都有温度,每个人都和我融为一体;挂一漏万,只说说一老一少两位女性吧。 　　 　　泽来卓玛阿妈,是我在克松村工作时的“四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五个孩子的母亲。贫苦农妈的生活在她脸上刻下过多的深深皱纹,微微有点驼背。她在楼上的房廊下给我安排好住处,地扫得格外干净,关照得细致入微。她家有条威猛的大黑狗,刚去的头两天,见了我总是不太友善,阿妈怕狗伤害我,当我进进出出,她总要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