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我去战斗.docVIP

PAGE  PAGE 4 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那个年代的音乐圈摸爬滚打过的人，都把“红星”当作一个传奇。站在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的角度回望曾经辉煌的“红星”，宛若审视大火过后的一片废墟，残垣断壁映入眼底，曾经给我们力量的源泉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徒留怀旧意义。 　　 　　“红星”是一间唱片公司。来自香港，驻扎北京，有一个很革命的名字――红星生产社，大家简称它为“红星”。 　　那是并不遥远的上世纪90年代，香港“摇滚青年”陈健添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为着心中的一个长久的梦想――一起“摇”吧。后来，他满怀悲愤地“滚”了。 　　这真是一场惨烈的摇滚梦，以“摇”开场，以“滚”终结。 　　在那个年代的音乐圈摸爬滚打过的人，都把“红星”当作一个传奇。当然，它确实不乏传奇之处。一家自称“生产社”的香港唱片公司把办公室安排到了北京的西山之上，正所谓“山坳上的唱片公司”，文艺青年们纷至沓来，大有当年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势头。北京西山上若隐若现的“红星”也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摇滚圣地”。两栋别致简约的小楼，驻扎着“红星”的各路神仙，他们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几年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曾经一度，罂粟花在“红星”的办公室前怒放，催生出吉他的轰鸣与愤怒的嘶吼。 　　在这个如今已经萧条的小楼里诞生了一连串中国摇滚闪亮的名字――郑钧、许巍、张浅潜、麦田守望者……还有一些人和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亚东、小柯、田震……有人曾说，“红星”是中国唱片业的黄埔军校。 　　点数“红星”曾经制造的辉煌业绩，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许巍的《在别处》、郑钧的《赤裸裸》、田震的《田震》……1994年开始，“红星”每年都能制造出中国摇滚的轻型炸弹，在祖国大地上炸出摇滚的“恶之花”。 　　“新音乐的春天”终究只是一厢情愿的白日梦。“红星”短暂的辉煌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雨打风吹去”了。那个年代，猖獗的盗版成为刺向“红星”身体里的那颗“红心”的冷面杀手，香港青年陈健添滚烫的热血开始冷却，逐渐冰冷，最终拂袖而去，留下了苍凉的背影。坊间对他的评价十分复杂，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以摇滚梦作为诱饵的奸商，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失败者，有人说他曾经背负着摇滚的巨石，一次又一次试图攀登高峰，屡败屡战，实乃中国摇滚的西西弗斯。 　　以历史的角度看，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红星”曾经制造过中国摇滚的传奇，与另一个支流――张培仁的“魔岩”交相辉映。在悲情的90年代，他们的音乐曾经鼓舞无数中国年轻人，成为他们黯淡生活的光，激励着他们和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抗衡。那是一种如今已经灰飞烟灭的力量，富含无限激情的力量，陈健添带领着他的摇滚大军试图突破重围，赢得一块又一块精神领地，可惜局部战役的完胜无法挽救最终的完败。 　　陈健添和他的“红星”是中国摇滚的“独孤求败”，比张培仁更加决绝。 　　必须指出的是，站在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的角度回望曾经辉煌的“红星”，宛若审视大火过后的一片废墟，残垣断壁映入眼底，曾经给我们力量的源泉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徒留怀旧意义。我们甚至不清楚，这种力量是否还能继续鼓舞新一代人，比如今天的90后，或明天的00后。 　　但是，它的昔日辉煌却有另一种警示意义，就像那些红色年代的故事，在峰回路转之后，会产生负负得正的神奇效应。我们只能期盼着，“红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被新世代想起，能够以微光照耀着他们，继续投入到无情的生活里战斗！ 　　有几个细节可以作为“红星”遗址的物证：山坳上的那两座小楼据说还在，被转租给什么客人了；曾经在“红星”起飞的歌手有的如今已经如日中天，有的日渐衰败，有的依然过着入不敷出、嬉皮般摇滚生活；陈健添已经移民澳洲，前几年曾经杀回北京，试图东山再起，显然，最后，他还是回澳洲去了。据说，他在那里过着十分田园的生活，经营着自己的农场。 　　（平客，曾在“红星”从事企划工作，参与了许巍《在别处》、田震《田震》、合辑《红星一号》等唱片的企划推广。现供职于《南方周末》。） 　　 　　【相关链接】 　　1995年出品的《红星壹号》虽然也是一张名符其实的摇滚合辑，但却是在当时唯一一张没有标榜摇滚信念和摇滚理想的拼盘。它目的单纯：一是为“红星生产社”这个新兴的厂牌打市场人脉；二就是为旗下签约艺人提供实验舞台。“红星生产社”尝试在摇滚与流行之间搭起沟通桥梁的愿望，田震演绎许巍的作品《执着》，不仅为她的歌坛事业带来了第二个春天，也让内地主流乐坛再创了一种硬派流行??模式。郑钧一首《极乐世界》更是把中国摇滚乐从唐吉诃德的世界里拉回到了现实状态，港台化的小人物心声登上了摇滚殿堂，再造出一种野性中不乏人性的流行摇滚示范曲。而在这张拼盘后就迅即推出个人专辑的新疆歌手希莉娜依，也因为她过于跟风王菲相似唱法，让她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