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对生与死的关注.docVIP

PAGE  PAGE 6 美国社会对生与死的关注 　　对于出生的关注在美国已有悠久历史。美国国内关于堕胎权利的纷争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法律明令禁止堕胎，宗教教义也严厉反对，堕胎只能私下非法进行。恶劣的条件与野蛮的方式常常造成致残致死的严重后果。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思考女性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的问题。女权主义者提出废除禁止堕胎的法律，并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和游说活动。随着妇女平等权利观念的传播，公众逐渐改变了在堕胎问题上的看法。 　　《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联合国大会第217A3决议通过)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而在美国堕胎权之争的关键，就在于胎儿是不是“人”并享有“人权”? 　　1973年，正值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之时，美国联邦法院一改在堕胎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在著名的“罗诉韦德案” (Roe v．Wade)中判决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这项判决的意义是空前的，堕胎据此合法化，并成为妇女的自主事务，从而使妇女由于生理原因而束缚于两性关系的局面大为改观。该裁决构成美国最为开明的《堕胎法》。 　　当美国联邦法院于1973年决定允许母亲有权决定是否堕胎时，同时认定未出生的胎儿并非完整的人，而只是有成为人的可能性，或者说胎儿只是个“次等人”。因为他们认为胎儿还没有自觉，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没有与外界沟通的能力。但是近代科技则证明胎儿自受精卵开始，已有生命的现象。如果胎儿是完整的生命。堕胎就等于谋杀一个没有抵抗力的小生命，这是违反良知及圣经原则的行为。因此，对胎儿本质的认定，是堕胎问题争论的焦点。就医疗的角度来看，从事堕胎的行为，虽然在生理上有风险与后遗症，但在技术上并不困难；然而从宗教的立场观之，当事人在堕胎之后的心理不安却很难抚平，因为这牵涉到另一个新生命个体的存废问题。换言之，站在孕妇的立场，对腹内的胎儿而言，堕胎其实是一项攸关生死的抉择。天主教是严格反对堕胎的，因为其根本教义主张生命是由上帝所赋予的，人类不得擅自作主。 　　反对堕胎的“亲生命派”(prolifer)主要是宗教右翼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所赐，随意堕胎就是随意杀人，让妇女拥有堕胎自由破坏了上帝的安排；堕胎合法化意味着纵容以快感而不是以繁衍为目的的性行为，会毁坏婚姻和宗教的正统观念，造成道德沦丧，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支持堕胎的“亲选择派”(prochoicer)主要是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他们认为胎儿还不是完整的人；妇女理应拥有自由堕胎的选择权，因为它是包含在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之中的，是妇女基本人权的一部分。 　　从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两个派别都有其深得人心之处。“亲生命派”反映的是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原则，顺应了美国大众面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注――道德观念淡漠、性随意、未婚先孕、少女妈妈、单亲家庭增多等等。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人权”则是美国政治理想的灵魂。况且美国妇女经多年斗争才从联邦法院争回的权利，也决不可能轻易放弃。所以，这场论战就成了美国社会最为激烈而又最难达成共识的焦点问题。但随着美国社会渐趋保守的大趋势，反堕胎的力量有所增强。从现实情况看，美国堕胎率高居两方世界之首，每年有1／4的胎儿被流掉，40％的妇女有过堕胎的经历，堕胎又实在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看来，进退两难间，人们还会继续争执下去。 　　复生术及生命维持技术的进步，给迄今为止面对即将失去生命的众多难症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另一方面，也引来原本估计仍然不会有治疗手段且早晚会病死的患者的生命比现在更多的延长，其痛苦、心理疲劳也相应增加的结果。关于对这类患者，即对临终期患者，医疗方而有过各种想法、努力和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有实施“安乐死”这样的选择。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那些患不治之症而义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 　　自安乐死出现伊始，其合法与否等问题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论上存在否定和赞成两种倾向。 　　否定安乐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价值，“生命尊重之理念，是人类从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伦理、典章制度，都是以此理念维系的。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生命。具体理由如下：如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则给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