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角色错位与越位.docVIP

PAGE  PAGE 6 记者的角色错位与越位 　　当前，媒介的力量随着传播的发达而日益强大。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少记者也在自觉不自觉中步入误区，记者角色的错、越位与扭曲变形便是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一、错位与越位 　　 　　当前我国新闻实践中，媒体的权力“扩张”，记者出现角色错位、越位的现象实在不少。记者成了“包青天”。近年来，许多新闻单位都出现了敢于仗义执言的记者，不但奋笔疾书，甚至通过个人力量为民请愿，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包公记者”。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衡量，对“包公记者”的辛勤工作和良好愿望我们应加以肯定，但他们的行为往往带有比较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容易先入为主，致使报道错位失准。 　　记者成了“戏中人”。记者忙于收集证据、卧底毒窝、带领受害人到政府申冤或帮助警察与绑匪谈判……这些记者忘了自己“旁观者”的角色，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或介入事件中，有的甚至忘记自己报道新闻的职责。 　　记者成了“作秀者”。一天（或几天）的角色转换，记者成了保姆、成了吧女、成了下岗工人、成了陪酒女郎、成了环卫工人……记者在进行角色、职业转换的时候，已经对他所要采访的行为有预期的考虑，因此与其说是“体验”，不如说是在“验证”，这就不可避免地妨碍了报道的客观性。而短暂性的尝试又往往带来肤浅化的描述，重感情渲染、少理性分析。 　　记者成了“权威”与“批评家”。一些记者或以“无冕之王”自居，或借“舆论监督”为名随意指手画脚，以曝光的方式施加影响。少数报道甚至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出现，做起了改革发展的批评家，居高临下地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指手画脚，妄下断语。 　　记者成了“官员”与“政客”。记者下去采访吆五喝六，被视为“视察”、“指导工作”，或毫不客气坐上主席台，这种现象也不少见。 　　记者成了“法官”。在一些舆论监督报道的结尾处，我们常能听到或看到一些耳熟能详的结束语：希望有关部门能以大局为重，尽快解决××问题，还××一个公道等等。前段时间媒体对东北发生的幼女小兰受到摧残的报道中，说嫌疑人“灭绝人性”、“罪不容诛”，建议“从重从快严惩”；也有媒体提审式地让犯罪嫌疑人说自己“该死”。 　　记者成了“王婆”。在新闻业注重“企业经营”，重视“企业形象”的同时，媒体自身的炒作也逐渐多了起来，“幕后新闻”、“新闻行动”比比皆是，“新闻界的新闻”让记者反而成了新闻报道过程中的主角。 　　 　　二、背景与根源 　　 　　笔者以为，中国新闻记者定位的扭曲变形和其角色错、越位的现象所在，有着深刻的背景土壤及危机产生的根源。 　　首先，从客观角度分析： 　　传统文化、教育、习俗、伦理观念的积淀与影响。中国传统提倡“见义勇为、舍身救人、公正正直、扶危助困”，而中国记者大多经受过传统的社会责任感或“文以载道”式的熏陶，强调人伦关系的温情性，有时甚至将情感凌驾于理智之上，因而也常造成以情感代替或超越原则、法律的弊病。同时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等级森严与特权观念，也必然会在现实社会中有所表现。 　　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被称为“第二法庭”，这就是由于法制尚未健全，法治意识和环境有待建立。2002年1月江苏电视台进行的全省观众抽样调查显示：当观众有重大问题需要反映或出现纠纷时，有41.41％的观众首先想到的是“新闻媒介”，比第二选择“找派出所等公安司法机关”高出7.7个百分点。①此外，舆论监督本身又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 　　民主建设还不完善。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勤政廉政、反腐倡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让任何一种职业背负过多的社会责任，是民众缺少对自己命运把握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自己资源的能力是如此脆弱，必须寄望于所有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人都有社会责任感，才可能保住自己那点微薄的利益。 　　新闻职业守则不能规范和具体。西方国家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对新闻媒介处理与社会其他职业的关系有着具体统一的约定。而我们的职业道德准则除对“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等几个大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对新闻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以及新闻行业如何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界定自己的位置作出具体的规范。 　　媒介舆论监督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从长期的闭锁到走向与融入世界，中国媒体一旦获得自主意识后，便焕发出勃勃生机，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甚至频频制造出“新的神话”。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认可到了极致便产生了盲目崇拜和依赖的心理。 　　市场因素与报业机制的影响。这是近年来特别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因素。媒介市场化浪潮兴起后，媒体数量过快增长形成媒介市场僧多粥少的局面。在过度竞争的情况下，传媒对市场占有率的追逐必然会自觉或被迫降低传媒产品的精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