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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词叙录》中的批判色彩 　　【摘 要】徐渭所写的《南词叙录》是宋元明清四代专论南戏的唯一一部著作，在戏曲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他一反常态地肯定了南戏的出身、审美风格，拓展其本色内涵，用科学的态度肯定了南戏的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在较为浓重的批评色彩中，透露着自身感性与理性的融合。 　　【关键词】徐渭；南戏；戏曲；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046-02 　　徐渭，字文长，是十六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怪才。叛逆狂放的他致力于在艺术中的自我意识，崇尚个人自由与个性尊严的表达，反对将“理”视为先验的外在权威来禁锢“心”。他的《南词叙录》创造了一种理论批评与材料留存相互独立又相互佐证的曲论新体制，不仅展现了他对南戏的认识，更是他批判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 　　一、重构南戏之渊源 　　在徐渭的《南词叙录》问世之前，有关于南戏历史源流问题，记录比较明确的，首推祝允明《猥谈》中的《歌曲》一文。文中记载：“南戏出于宣和（1125年）之后，南渡（1127年）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将南戏的源头定在宣和年间。而徐渭却与祝允明所说大不相同。在《南词叙录》开篇，徐渭提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的说法，其时距“宣和之后”有近70年之隔。他还指出，南戏是受宋词影响很大的一种文艺形式。但这一观点受到近代以来戏曲史评论专家钱南扬、齐森华等的批评。很多人认为，徐渭所持的观点只是建立在他所涉猎到的文学资料的基础上，或根据古老传说做出的大胆、合理推论。具有很浓的感性色彩和主观意识。 　　其实，徐渭在撰著《南词叙录》时明确写到对祝允明《猥谈?歌曲》一文是有所参考的。并据资料考察，徐渭未曾见到过的明代官方典籍《永乐大典》中的宋元戏文部分，只有七本不见于徐渭书中。且在罗宗信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作序文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可见，元末时，人们已经把元曲作为一种文学而与唐诗、宋词共论了。徐渭自觉地把南戏源流同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人们一向轻视的南戏的命运附着在宋词的兴衰嬗变之中，是建立在资料比较详实的基础之上，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的。 　　二、予南戏以情感 　　在《南词叙录》中，不难发现一个关键点贯穿始终，那便是“情感”二字。这不仅是徐渭创作出如此具有批判色彩著作的先决条件，更是他在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体现。而这种情感又体现在徐渭对南戏这门艺术本身所拥有的情感，以及在戏中所表现的审美情感。 　　（一）艺术本身。徐渭创作《南词叙录》的时间，是嘉靖年间。这段时间，徐渭有机会在南戏流行地区接触到南戏，并对南戏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是徐渭对于南戏最初的情感。据文中所说“北杂剧有《点鬼簿》，院本有《乐府杂录》，曲选有《太平乐府》，记载详矣。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予尝惜之，客闽多病，咄咄无可与语，遂录诸戏文名，附以鄙见。”在这段文字中看出徐渭对南戏的一种热忱扶持。他从感性出发，寄之以情，力图体现南戏原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但这种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批判中过硬的抨击语言和过度的自我意识。 　　（二）审美情感。在《选古今南北剧》一书中，徐渭就曾强调戏曲中“情感”的色彩：“人生坠地，便为情使……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在戏曲中，创作主体的感情，是创作的基础和前提；艺术形象的感情是作品富有生命力的关键；戏曲内涵的情感是作品与观众产生共鸣，体现艺术?r值的最终目的。《南词叙录》中徐渭说“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批评《香囊记》“最为害事”，但却较为推崇《琵琶记》，他在文中说到：“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於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徐渭对一些情感表达强烈的作品更是大加赞赏“惟《食糠》、《当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这不仅是其感性中对情感追求的表现，更是对戏曲，乃至艺术本身理性的思考。徐渭以其超前批判的眼光，看到戏曲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的统一，于往后人们对戏曲，乃至艺术的认识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重倡南戏之本色 　　在《南词叙录》中，徐渭表达了自己对于本色的态度和要求，其中有一段最著名的谈本色的语句：“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故余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他认为要将事物最真实自然的一面表现出来，不可矫揉造作，落实到戏曲创作中最关键的就是俗和真。这种带有批判色彩的重本色的观点不仅仅是徐渭感性的个人偏爱，更是他从声律、唱腔、语言表达几方面进行详尽理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