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予了记者的采访权.docVIP

谁给予了记者的采访权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是谁给予了记者具体采访的权利？是领导、单位、职业，还是社会、民众、法律？这个问题好像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仍然沉浸在这样的疑问之中。2005年8月18日，我来到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厦门，采拍一期法制节目。采访围绕着一起车祸的诉讼展开。车祸是2004年6月发生的，法院判决也在8个月以前的该年年底，早已事过境迁。于是约请当事人接受采访，成了比较艰巨的任务；尤其是联系“林妹妹”，本身就是一个曲折的故事。 　　 　　北京：事先约请当事人 　　 　　林小姐是什么人呢？她是车祸中被害人的妹妹、诉讼（原告）的主导者、节目中的第一主角，她的重要性自不待言。①然而，她的哥哥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民俗所谓“入土为安”，失去亲人的伤痛正在渐渐平复下去；而采访难免会碰触到那些旧日的伤疤。将心比心，我们也于心不忍。不过，作为记者在生出这份同情心的同时，不能不去考虑的是：这起车祸确实有相当的典型性和社会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希望林小姐能够充分了解节目的主旨，然后配合采访。 　　一开始，我从北京打电话给林的代理律师，先请律师转告采访的意向和大致内容。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林呢？因为我想：律师通常更理性、更冷静，而且在代理官司之后，往往比较了解当事人林小姐，应该也获得了她的信任。通过这样的“中间人”先通个气、“软着陆”，表示充分的尊重，可能事半功倍吧。没想到，这一举动反而“打草惊蛇”了。――林通过律师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我再试图直接与林沟通也不可能了，因为她根本不再接听北京的电话。 　　怎么办呢？按我的习惯，也不想太勉强律师去“做工作”，只能是摄制组到厦门以后，通过其他渠道再想办法了。②我们在出发前已经做好了“林不受访”的预案，当然，这一预案对于节目的损害是比较大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 　　出发前夕，多少因为侥幸心理，我执着地拨打林的电话，并且通过手机短信自报家门、请求约见，期待着哪怕一点点回应。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有一天中午，她终于接了一次电话。虽然，在电话里她说：不愿再谈起这个事情、不想见面。我反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林总算松了口：你们实在要来厦门就来吧，来了再说吧。――因为这一“确认”或者说“允诺”，两天后，我们启程了。 　　 　　厦门：艰难的联系 　　 　　到了厦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联系林小姐：打电话、发短信，无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让我越来越焦急不安的是，十几个电话、短信如石沉大海。其他方面的采访进展相当顺利，后头的内容只好不断往前挪。几天下来，除了干等，我们几乎无所事事了。于是，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启动预案，放弃对林的采访了。 　　突然，收到了林的一条短信息，让我们喜出望外。虽然，信息的内容全是乱码，但这手机号码确实是她的呀！――我立即电话并且短信告知“这是乱码……”对方却再也没有动静，无论我（用短信）怎样“求情”，林小姐就是不理不睬。我情不自禁地抱怨起来：这人真是不近情理啊！要么干脆回绝，要么痛痛快快地接受采访，这样反反复复、“犹抱琵琶半遮面”干吗？一天又一天，我们哪里拖得起呢？大部分内容已经采拍完成，如果现在林“退出”，我们只能试着伤筋动骨地大调整。可把我们害苦了。 　　那么，林为什么推三拖四呢？她担心什么呢？从仅有的一次通话中，可以听出她主要有几个顾虑：一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愿因为采访重新陷入痛苦之中；二是，担心节目播出以后，产生额外的消极影响，对媒体的报道心里没底；还有一层意思好像是说，肇事司机因为过失犯错，事情过去了，自己也不愿意一而再地指责他。我转念一想，人家的想法合情合理，换作是我，可能也是这个心情。 　　 　　反思采访的权利 　　 　　那么，我们千里迢迢地跑来厦门干什么呢？求爷爷、告奶奶的，图的是什么呢？③是啊，图的是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上升到“社会意义”层面，我们好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实际上，每次我们联系采访的时候，自我感觉已经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某种利益”或者说“某一群体”的代表了。记者的采访权利好像毋庸置疑而且是自然获得的。 　　认真想一想：记者的采访权来自何方呢？从行业操作程序上看，“采访谁、采访什么”有一套审批程序，单位领导成了直接的“授权人”。不仅如此，在大众的意识经验中，媒体的功能就是（代表政府或者社会）传播讯息，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记者……”这一类事物，存在的前提中似乎天然就隐含着采访的权利。采访权来自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与民众的知情权相对应。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社会意义”，也就是“不该拒绝采访”的潜在理由。然而，记者具体采访的权利，在许多场合必须通过同采访对象的约定而取得。记者的“采访权”与采访对象的“拒绝采访权”实是相反相成的关系。遗憾的是，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