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鉴《国朝学案小识》.docVIP

PAGE  PAGE 5 读唐鉴《国朝学案小识》 　　唐鉴(1778～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其人为学宗洛闽之学，主敬以立其体，忠恕以致其用，非有裨于身、心、意、知之理者，不予考虑；非有关于天下国家之事者，不用其功。他笃信程朱，力崇正学，于阳明不为调停之论，一时学者翕然宗之。当时倭仁、吴廷栋、窦兰泉、何桂珍、曾国藩等学者“皆从公考德问业”，讲求性理体用之学，唐鉴可谓引导道咸同时期理学复兴的先驱。唐鉴一生著述颇多，其《学案小识》(称为《国朝学案小识》)获时人推崇。曾国藩、何桂珍、窦兰泉皆为此书作跋。该书鲜明的辟陆王的学术观点，更是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共鸣。 　　首先，唐鉴在《学案小识序》(《唐确慎公集》卷一)中分析了何为“圣人之学”? 　　唐鉴指出：“圣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已。”有遵此者，有不及此者，还有超越此者。如孔子的学生中，颜、曾就是传道者。颜子所传即是“格致”、“诚正”，并围绕“格致”、“诚正”，提出了“博”、“约”、“克己复礼”、“仁”、“一以贯之”、“忠恕”等观念，所以圣贤之学必由格致诚正才能达到。此后，孟子亦以“格致”传正道。在孟子之后，又有董仲舒、韩昌黎、伏郑孔贾诸儒为羽翼，使正道得以不堕。直至中州二程、横渠等学者出现，使“道之明已如日丽中天”，既而朱子得程子嫡传，以《大学》之纲目向学者示以为学次第，以《中庸》明天道人道孔门传授心法，以居敬穷理为尊德性道问学工夫，其心其道与颜曾思孟完全相同。因此后学可以其学为正道，进而学习如何格致，如何诚意，如何正心、修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如何笃行，如何由忠恕以至一贯等，才可明圣学之道。 　　唐鉴诠释的目的即在于表明圣人之学需有传道者使其所传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传道者是谨守圣人之学的，朱熹就是得到真传的学者，因而他的学说完全是正道，后学者必须依其学说方可进人正道。坚守朱熹之学者自然亦为传道之人，而与之不同的即为乱道，如心学者“援象山之异，揭良知半语为宗旨，托龙场一悟为指归，本立地成佛，谓满街都是圣人，大惑人心，愈传愈谬”。所以正学依靠传道之人世代传习，那么申明传道者及其学术之正就可正道。 　　其次，唐鉴又指出清朝的正学流传。唐鉴认为清初立朱学为正学才是还“吾程朱真途辙”。因为清朝“自平湖陆先生始重传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传”，“知程朱之学断不能离格致诚正而别有宗旨”。唐鉴对清朝理学地位的肯定，指出其传于正道，为真的正学，体现了他写《国朝学案》的真实意图。不仅如此，他还着重发挥了朱子的“全儒”学说，指出圣人是“大成之地”，须万理明澈于胸中，心与天地一体，将古法度通之于今，而以此资治平事业则无不可。而清初理学家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人将这种为己为物的思想源于内而非源于外的道理给予了充分体现。这样，晚清时期理学就必为所传之正学，而晚清理学家同样也承继着传道的义务。 　　可见，唐鉴的《学案小识序》充分说明了其作《国朝学案小识》的目的，就是要将清朝圣人之学的传递情况以学案体的形式昭示天下，表明清朝不仅有圣人之学，而且一日未中断过对圣人之道的传习与继承。 　　最后，唐鉴在《学案提要》(《唐确慎公集》卷一)中对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学案的写作原因作了阐述，以彰明其体例。 　　唐鉴指出孔孟程朱之道要大明大行于后世，必有“斯人”以传之，否则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凡有斯人，即可谓之孟子，即可谓之朱子，所以凡是今世之“斯人”，述为传道，为“传道学案”。但是传道之人毕竟较少，就需要翼道之人。因为翼道之人多了也会有利于圣道之传，所以有翼道者而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学术正而人心端，教化肃而风俗美，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立矣”。因此，传道之人可为圣人，而翼道之人必为君子，为“翼道学案”。圣道之传递需要同时有传道者与翼道者，并且也需要守道者。守道之人多而不为人知，却能以道救世，也为其述“守道学案”。另外“经世者，圣人之至文也，圣人之至文，圣人之至道也”，求经而经传，经传而圣人之道亦传，而真正的存经者，仅“朱子一人而已”，而与其有别者，为明其别，而作“经学学案”。而当无善元恶之说倡天下，有心无性之学兴，可有心无性，人非其人，天下怎能不乱。此心宗者之危害人心社会不可不言，而且当时仍有人以其旧闻号召天下，“幸而稼书杨园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学之非正也”，可谓舒人心怀，因而立心宗于后，以见其与正道之不同。 　　唐鉴按照这一思路写作《国朝学案小识》。首列陆稼书、张杨园、陆桴亭、张孝先(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共四人传道学案，次列汤潜庵、顾亭林(汤斌、顾炎武)等一十九人为翼道学案；再列于北溟、魏贞庵(于成龙，魏裔介)等四十四人为守道学案、又列经学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