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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传播与媒体对群体心理的引导研究 　　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各种突发事件乃至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而每一个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经过了长时期社会不满情绪的酝酿，是众多社会不公平事件没有得到合理处置的结果。有些突发事件因为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没有得到政府和大众传媒的关注。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疏解的社会情绪却在人们中间潜伏起来，强化着集体记忆，加深着刻板印象。因此，对这些事件的重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九龙街道尚庄村尚庄小学发生校园砍杀事件，村民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事件发生后，笔者和课题组进行了跟踪式的调研和深度采访。本次正式研究的抽样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在事件刚刚发生一个星期后向山东潍坊及市区与课题组有协作关系的个人以电邮的形式发放调查问卷。其二，考虑到调研主题的特殊性，2010年8月4日～8月9日课题组成员用5天的时间，在事件发生地选取了尚庄村、九龙街道办所在地、潍坊市及周边市区等地进行调研，除在年龄、职业方面有所考虑外，深度访谈和发放问卷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式，并以深度访谈为主，客观问卷采取当场填写即时收回的方式，深度访谈由课题组成员根据同一采访提纲提问，根据对方的回答完成。 　　两种调查方式总共发放问卷220份，深度访谈50人(此50人也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18份，回收率54％。笔者按如下标准剔除无效问卷：(1)填答严重漏缺；(2)答案呈明显规律性；(3)各相关题答案逻辑关系明显错误。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率45％。样本特征见下表。 　　 　　通过样本特征表可以得知，被调查者(包括深度访谈对象)大部分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信息获取意识；文化程度和年龄构成使其足以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对信息进行正确的阐释和解读。因此，通过对这100个有效对象的调查和采访能够较为完整和准确地掌握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群体所获得的各种信息以及他们的态度和反应，以此为支撑的大样本分析和研究也是有较强的代表性的。 　　 　　谣言的特点及其传播规律 　　 　　谣言作为人类古老的传播形式之一，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卡普费雷认为，“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的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谣言是一种反权利，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它是一种集体现象，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谣言最容易在具有相同想法和共同利益的‘熟人’群体中得以产生并传播蔓延，因为在‘熟人’群体中，我们很少会怀疑有人杜撰、臆造故事，群体往往是谣言孕育和成长的摇篮。”群体中的人们通过介入谣言，寻找内心紧张、压力宣泄和不满情绪的解决办法。 　　调查显示，92％的被调查者对于潍坊校园砍杀事件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其中82％的被调查者是通过人际传播的渠道获取信息，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通过对采访和调研结果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此次突发事件后的谣言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谣言的夸张性。在本次事件中，许多人听到的受伤师生的数量竟达几十人，并且对事件发生时的惨像描述得有声有色。64％的被调查者曾经相信这一谣言，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人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而产生的臆想。卡普费雷曾经有过经典阐述：“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毋庸讳言，当今我国发生公共事件后，多数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依然是“捂盖子”，封堵消息。地方政府习惯这种做法，公众对此似乎也早已习以为常。在这种无奈和无能为力的表象背后，公众只有拿起谣言作为武器。谣言是“被压抑的好斗性，以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发泄。而且，谣言总是被认为是从他人那儿得来，是‘有人说’，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犯罪感，允许人们最为自由表达其被压抑的、迄今为止不可名言的冲动。”当人们希望了解的信息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当官方总是习惯于漠视人们的这种要求，谣言的传播便会更加疯狂且肆无忌惮。 　　二是谣言的政治性。根据笔者的调查，只有4％的被调查者认为事件的原因是行凶者有精神问题，其他96％的被调查者认为行凶者的犯罪动机与政府不当作为有关。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采取严密封锁消息的行为助推了此类谣言的增长，人们纷纷诉说着一个“官逼民反”的故事。基层政府被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谣言的靶子，人们通过传播谣言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谣言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谣言一旦与政治相结合，小则引发一场骚乱，大则可以引起一场战争，甚至可以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负”。在中国目前“小社会、大政府”的状态下，地方政府在大包大揽的同时，也势必会成为各种不满情绪的指向。调查表明，74％的被调查者对媒体在事件中的表现不满，而公众对媒体的不满其实是借以表达对政治与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