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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换来硕果 　　《上海当代新闻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马光仁继《上海新闻史》出版4年之后的又一部新闻史著作，62万字，2001年10月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新闻界前辈王维在为该书所写的序是这样夸他的：“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写当代的新闻史更难。……马光仁同志在主编《上海新闻史》之后，抓住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大好机遇，奋勇前进，历时四年，做了大量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完成了《上海当代新闻史》的编撰任务。” 　　1996年，他的第一本79万字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全国各大报刊，诸如《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出版报》、《新闻大学》、《新闻春秋》、《新闻记者》等十多家报刊先后载文给予报道和评价。1997年该书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特等奖，1998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6～1997年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编撰近100年来的《上海新闻史》，要做到既求真务实又开拓创新已属不易；而写作《当代新闻史》政治性尤强，敏感的问题又多，如果作者没有求实的精神和相当的学养，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反对“客里空” 　　 　　我与马光仁曾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系友。这个山东汉子，不仅耿直而且学习的钻劲十足。读书有见地，办事有见地。大学五年间，他担任了系团总支书记、年级党支部委员等职。在完成繁忙的社会工作的同时，也较好地完成了繁重的学习任务，所学功课都取得了优良成绩。此外，他还参加了年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小组，由中央党校调来的李龙牧教授担任辅导，打下了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曾被评选为全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当时，我是一个人从北京到上海的部队调干生，到地方后遇到一些人和事很不习惯，一年不到，曾向党委提出想回部队。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同志不同意我走，说：“中央有文”，但可以转系。自从认识马光仁等几位同学之后，我们就似乎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尽管我比他们高一年，然而，我非常喜欢与他们一起探讨学习上或其他一些时事政策上的问题。 　　讲新闻，总会讲到“客里空”。有一次，我俩就这个问题闲聊时，他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革命领袖列宁对事物的认真态度。一个记者在进行采访，若有列宁的这种认真态度，就一定可以杜绝“客里空”了。据说，列宁在读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提到拉萨尔的一部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简直是“小学生”的作品，根本没有一点新的东西。马克思既然已经作出了如此结论，列宁本来可以就此止步。但是，他没有。而是找出拉萨尔这部长达858页的两卷著作，不只是过细地阅读，并且做了七八千字的笔记。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评论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 　　“难道列宁还不相信马克思？”马光仁来了一个设问，继续说：“不是的，正好恰恰相反，那是他并不满足知道这个结论，而是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弄清马克思得到这个结论所走过的路。仅仅记住即使是完全正确的结论是不够的，即使对领袖说的，也应自己探个究竟。搞新闻杜绝‘客里空’需要这种精神，做学问更需要这种精神。” 　　 　　写史务求“唯实” 　　 　　马光仁告诉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人所共知的典故。”说到这里，他要我喝一口茶，自己转身取出了一册马恩全集，翻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给我看了一句他划着红线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科学，即历史科学”说，革命导师是如此的重视历史。所以我写新闻史给自己规定了三条：顶真顶真再顶真，求实求实再求实，过细过细再过细。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我写作时必遵的原则。 　　 　　择其要者，略说于后： 　　 　　例一：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遭到全国新闻界的一致反对，中国报界俱进会上书孙中山，表示“万难接受”。当时孙中山考虑中国新闻界还未从清朝政府文化专制摧残的阴影中走出来，极大地渴望新闻自由，所以下令废止了《民国暂行报律》。以后，不少历史研究者认为，孙中山都反对制定报律，因而肯定内务部的做法是错误的。而马光仁所主编的《上海新闻史》则通过多侧面的史实研究之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备受清朝专制主义摧残的新闻界，渴望新闻自由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当时新生政权刚刚诞生，社会局势十分混乱，内务部尽管在制定程序上有些欠妥，但为维护新生政权，加强对新闻界的管理而制定“报律”是必要的。另外，作为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虽无权制定根本大法，但制定某个行业的管理条例，应是职权范围内的事。所以对“暂行报律”不应有“过分的非议”。 　　 　　例二，在探求“第三条道路”问题上，他有新的陈述。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重大转变之际，中国社会上出现了走第三条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