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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行政法的问题二 　　1、 警察国家时期的行政法 　　这一时期大致为17世纪至19世纪，各国普遍确立了立宪体制，对应于宪法学上的立宪主义的前阶段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封建君主专制下君权神授的神话，君主通过立宪虽然保留了君主在国家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事实上却受到来自自然法思想、人权、人民主权思潮的影响，而逐渐受到约束。但是，君权的势力仍然很大，“相对于臣民而言，诸侯的权利是没有法律限制的，……，如果说有限制的话，那么一方面就是对主和良心的责任，一方面就是对目的性和可行性的理智权衡，当然还有其他并不可靠的东西。处在这种行政权未受宪法完全之拘束下的行政法制度被打上了过渡时期的烙印。从用”警察“一词来作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就可以看出，封建制下秩序行政的残余仍未消除，君主仍然希望通过以警察法为代表的行政命令来使臣民服从于王国。但是，迫于大革命中的协定，君主对臣民的权利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认，如果臣民的权利受到了行政权的侵害，必须给与一定的救济，但是，显然强大的君主权力又不可能使臣民在诉讼中得到太多，由此，一种极具特色的国库理论应运而生：国家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两个不同的法律身份，一个是国库，把国家当作是一个营业实体或私法人，另一个是实际的国家，即作为公法人的国家。由于臣民在行政法上得不到保障，而国家又不可能接受民法的管辖，因此，”只有将这种并存于国家之中的、次重要的法人剥离出去，才能使的民法和民事审判变得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让国库代替国家来承当对臣民的赔偿义务，”国库是国家的替罪羊。“可见，警察国家行政法上的人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归顺的忍气吞声的臣民的角色，大多数情况下他得服从君主的管理，面对国家的强权，他无法自力救济，而国库又只能进行付款，他只能选择”容忍还是要求赔偿“。在他的眼中，公法本应被用于在民法以及适用民法的法院之外，用以描述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同期臣民之间的法制关系，而警察国的智慧却告诉他，这样一种法是不存在的，即公法不是法。在英国，”国家的权力在行政水平上一般不受挑战，一个自治城市的自由人可能通过获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强制令大抵制非法的驱逐，调卷令可以在下水道管理局非法行使职权时纠正其非法行为，但这样都是基于宪法的理由，而不是行政的理由，很明显的是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解决了国王与平民的争议。“在日本，”国民充其量不过是行政权的客体，根本不可能将保护国民的人权和实现国民的人权作为国家的目的和行政活动的原理。……在许多领域中，……国民的权利却往往被置于受行政权侵害的危险状态，只是得到有限的保护。“总的来说，是臣民而非公民构成了警察国家时期行政法上人的角色。 　　2、自由法治国时期的行政法 　　我们前面讲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19世纪的市民阶层纷纷起来反对以君主及其公务员机器为表现形式的国家的管制和监督，要求将国家行政的活动限制到为保护公共安全和秩序、消除危险所必要的限度之内，并将行政在其他领域里的活动也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德国自19世纪中叶起，美国和法国则早在18世纪末，进入了自由法治国时期。政治方面，确立了宪政国家，首先带来的是分权思想。警察国家时期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模糊而暧昧的关系，转变为相互独立且制衡。行政权不再是恣意妄为的了，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来控制行政权的行使。在德国，法律保留、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使得只有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才能干涉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市民社会领域。在英国，原来受理公法性质诉讼的星座法庭，由于施用严刑保护国王利益，迫害反对意见，而被废除。于是，王座法庭趁虚而入，通过法庭实施行政控制的时代开始了。王座法庭发布强制令、调卷令、禁令，并且采用其它普通救济手段，任何一个希望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以及其他当局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济。在美国，从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到1887年成立州际商业委员会这最初一百年间，美国行政法的中心是由法院按照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原则对行政活动进行司法审查。在法国，起初行政诉讼也由普通法院管辖，当时的普通法院代表封建残余势力，对于行政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多方阻挠，因此，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对立情绪，法国大革命后，遂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管辖，法国学者将之称为“行政直接行动权和政府司法权之间的斗争。”在日本，战前仿照德国建立的行政法院制度被废止，转采英美法系的模式，确立了国家立法权由国会行使，从而否定了由行政权进行广泛立法的传统体制，司法权的作用，除对民事、刑事等案件的审判外，还包括对行政案件的审判。行政权不仅受到了限制，而且国家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将行政权一度被压缩到仅剩下“邮局和警察”。显然，行政法中人的形象已经得到了转变，由以前臣服于君主的顺民，改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