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docVIP

　　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 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 　在对古蜀青铜器的研究中，有学者对比同期中原、江淮出土的青铜器，得出了配方差异很大的结论。（参见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三星堆、金沙的青铜器与中原和江淮地区早期青铜器配方为何不一样？笔者.L.编辑。首先要澄清的，是配方一词。所谓配方，是后人对古代铜器成分化验的结果，并非先民预先设定的原料比例。地质矿物学告诉我们，铜矿石绝大多数是金属、非金属共生体，含金属、非金属成分不同，共生比例也不一样，冶炼结果自然有了差异。因此，古蜀、中原和江淮地区青铜器成分的差异，主要是因为铜矿资源的差异，由于各地铜矿石中共生金属和非金属成分的不同，而导至青铜器具有不同成分的冶铸结果。 　　有学者认为，巴蜀青铜器锡含量低的原因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并不适用于上古先民；因为他们尚未具备这样的经济头脑。要说省工省事，最便捷的办法莫过于就地取材，于是这里又引出一个新问题：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数量巨大的青铜器，它所需要的铜矿石数以千吨计，这些铜矿石从何而来？是产自古蜀地区，还是来自铜矿资源更为丰富的滇文化区？ 　　 一般来说，古代金属冶铸工场的最终选择应是在矿藏资源附近，不可能将金属含量仅3％左右的铜矿石运送到数百、上千里以外去冶炼。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简报证实，青铜器的铸造工场地就在遗址上。（参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成都金沙青铜器发掘现场除发现1500余件青铜器外，还发现数量众多的大型青铜器残件。（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第17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说明冶铸工场也就在遗址现场。原本可以由此推测，铜矿资源应当就在古蜀文化圈内；但是迄今为止，因为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学者们难以作出确切的回答。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权威部门关于古蜀青铜器铸造原料来自滇文化区的鉴定结论，使这个问题进一步陷入谜团。据中国科学院王树英先生介绍，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曾对三星堆青铜器取样分析，认为其冶炼铜料可能来自云南地区。（参见谭德睿、王树英在1992年10月在安徽铜陵首届中国青铜文化暨亚洲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笔记整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难以服人。 　　四川与云南之间的民族迁徙和文化影响固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经济上的交流至少可以达到秦汉时期。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的西南丝绸之路，许多学者对此作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但这与云南铜矿石大规模源源不断运输四川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在缺乏道路交通和运输设施的条件下，由行旅尚难逾越的云贵鸟道，跋涉数千里，跨越横断山脉，从云南铜矿产地将数以千吨计的铜矿石持续不断地运到成都平原冶炼，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除非传说中的神通广大、具有移山填海功夫的大力士才能做到。 　　不少矿业史研究论著证实，上古矿冶业受到交通运输条件限制，大多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在自己部族活动的范围搜求冶炼原料，就地设炉冶铸，才能持续保持规模较大的青铜器冶铸活动。古蜀青铜冶铸业的存在也不能例外，矿藏资源与冶铸场所不应相距遥远。可以肯定地说，在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区域内应有足资利用的铜矿资源。我们可以从矿产地质、历史资料中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可以从矿产地质科学的角度来了解，古蜀青铜冶铸场所附近有无铜矿资源。根据四川地质部门的勘探调查，四川铜矿资源名列全国第十位，保有储量203万吨。四川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盆周西南的今甘孜州和凉山州的一些偏远地区，当时尚不在古蜀势力范围，加之交通不便，并无开采利用的可能性。 　　因此，应在古蜀文化圈内寻找可能的铜矿资源。经笔者考察，这个范围的确有铜矿资源，分布在如下地区：今成都市所属的彭州市，乐山市所属的洪雅、峨眉县，雅安市所属的荥经县，绵阳市所属的青川县。若依就近冶铸、交通方便而论，彭州市紧邻广汉、成都，境内铜矿资源距离三星堆、金沙冶铸工场都不过数十公里，一马平川，具有就地取材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彭州又是一个富饶的铜矿产区。四川第一支铜矿地质队，就是西南地质调查所于1951年6月组建的彭县（今彭州市）铜矿勘探队，1953年改名为西南地质局211队。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勘探，这个地质队提交了勘探工作报告，估算铜储量1．5万吨。1954～1956年，冶金304队接替211队勘探工作，重点勘探彭县马松岭矿区，探明铜储量l．87万吨。1975年，冶金60l、606队继续对彭县大宝山、铜厂坡、铜厂湾、马松岭等矿区进行勘探，探明储量2．06万吨。（参见《四川省志地质志》第216~21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一储量丰富、又近在咫尺的铜矿资源，正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