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为先：中西文明视野下的德、法二元结构.docVIP

　　德治为先：中西文明视野下的德、法二元结构 　　摘要： “德治”不同于“儒家德治”，二者需要加以区分；通过考察东、西方不同文明系统下的“德治”可知，德治与法治并存于系统内，二者之间是上下位的关系，“德治”处于文明系统的上位，统摄着法治的构建，这种关系揭示了“德治为先”的实质；道德系统试图为 现代 文明系统的创造勾勒出上层结构，使法治系统具有自我修复、有效反馈、缩减成本、持久稳定等功能 　　关键词： 儒家德治； 德治； 法治； 文明系统； 上下位 　　 　　导言 　　 　　德治和法治作为两种管理传统，有着完全不同的操作 方法 和治理效果，二者关系殊为矛盾，所以人们往往将德治当作法治的对立面，似乎有德治则无法治，因此生出许多歧义和疑惑。本文从上层建筑结构的角度诠释德治和法治，重估德治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和功用， 分析 特定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在 法律 的创制和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占据的地位，由此推论德治为先的普世意义及当今的紧迫性。 　　 　　一、德治与儒家德治 　　 　　儒家德治 理论 是儒家的 政治 理想，孟子是具代表性的倡导者，他将“仁”的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向统治者提出“施仁政”的要求，具体措施包括薄赋敛、省刑罚、 发展 生产、避免战争等等，具体方法是统治者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在儒家看来，德治即以内圣外王的手段，通过道德宣教治理 社会 ，目的是希望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纲纪，不须靠法律强制执行。道德与法律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主张自律，后者依靠强制，然而 历史 上从未有过没有法典的社会，号称德治的儒家也只是说能不用法典就不用，却从没提过要废除法律，可见纯粹的德治仅仅是圣人的理想，“德”的要求大部分要靠“法”来维护。 　　既然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法律来维护，为了区分儒家德治社会的法律制度与现代法律制度，便产生了法制(the rule by la. 　　 现代 法治作为一种 法律 学说和法律实践，在西方经过了漫长的 历史 积淀，但积淀不是法律条文的简单累加，其根本动因是始于古希腊兴于文艺复兴并一直绵延至今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观的不断 发展 和突破。因为商品 经济 的发达，对契约的尊重和重视一直是维系古希腊、古罗马 社会 稳定运转的重要精神力量，加之商业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统治者无力集中起绝对的权力，因此多元的权力结构及依法制衡的法治思想即开始在西方文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 学》中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3]，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认为，人的行为要受到约束，国家的管理行为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在国家管理方面要依法治国，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则对“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能依据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敬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府”[4]充满着向往。中世纪后期，特别是文艺复兴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化回归，反对专横行为与专横统治的法治传统被重新发掘出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皆在论述中强调用法律制约权力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为现代西 方法 治文明提供了精神指导。另一方面，中世纪的英格兰，法律观念的强大、王权的软弱和社会中的多元权力，尤其是封建领主的权力，迫使约翰王1215年为取得战争所需的征税权与领主们达成妥协，签定了著名的《大宪章》，这一宪章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法律对专制权力的制约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现代法治不仅仅是指依法条治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反对统治者独裁专制的政治及道德立场。因此，现代法治思想也可以说是起于“德治”。此德就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 自然 法思想，日后得到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支持，并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重新诠释赋予新的内涵。古希腊人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法则，法则的核心就是理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理性和理智是自然本性的目的”[5]。因为这一法则的终极性，理性遂被视为超验的永恒价值观，成为古希腊人心目中最高的道德。这一道德观决定了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称法律是“不受欲望 影响 的理性”[6]，他说：“谁让法律来统治，可以说是让上帝和理性来统治，但谁要让人来统治，那就要加上兽性的成分”[7]亚氏崇尚法治反对人治，认为法治具有神圣的理性，人治包含兽性的危险，但也指出再普遍的法律也不可能囊括一切事节，个别案例可能会超出法律所及的范围，因此需要更具权威的习俗和自然法来矫正和补充现在的法律，自然法又被称作“特殊的法律”，可见西方法治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德治，先验的自然法既是法治最高原则的理性象征，同时也被作为法治政治的道德前提。 　　在古希腊的基础上，近代启蒙思想家将自然法 总结 为一套全人类共同维护的人权、正义、自由等具有普世意义的先验道德理念，强调政府制订的法律不过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