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docVIP

　　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 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 在五四.L.新文化运动的诸因素中，性觉醒对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性爱思潮带来的性觉醒在1920年代撕开了数千年来男权意识形态的帷幕，使得女性作家具有了为人与为女的双重自觉，发出了女性言说的声音。另一方面，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男权集体无意识以及女性作家双重自觉的重合作为性觉醒的历史限度也在塑造、限制着初期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它不仅使得女性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产生身份焦虑，也使得她们不得不采取双重文本的书写方式。 　　一　性觉醒与为人或为女的双重的自觉 　　女性为人或为女的双重的自觉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动力，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这种双重的自觉从哪里来呢?我想，它与现代中国的性觉醒有着同步、同构的关系。 　　所谓性觉醒，是指在现代性爱思潮的影响下，个体对于性权利的自觉。性觉醒打开了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大门，使五四时期个人的发见得到了中国化的土壤，也使女性这一原本被压抑于历史深处的群体获得了性别意识的自觉，浮出了历史地表。女性解放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是晚清维新运动的题中之义。谭嗣同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他猛烈抨击三纲五常偏离了仁的轨道：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在仁学背景下，女性解放在男女内外通的名义下被提出来。周作人在《人的文学》(1918)中提到的辟人荒也包含着女人与小儿的发见。但是，女性的自觉并没有如启蒙者所期望那样到来。《新青年》也曾登了半年的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议论，当初也有过几篇回答，近几月来，却寂然无声了。这种寂寞的情形与当时陛觉醒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在1918年之前，虽然性科学知识和现代性爱观在中国新知识界已有零星传播，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性觉醒，即使在一些新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对人、女性的想象也存在很大的混乱，远没有达到对女性的现代认知，更不要说那些还没有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了。 　　性觉醒的到来与《新青年》对易卜生的介绍和1918--1919年的贞操问题讨论这两个事件紧密相关。《新青年》当年大吹大擂的介绍易卜生，有两点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性觉醒：一是鼓吹个人主义。胡适当年极力推崇易卜生的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胡适称赞它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是救世的良药；独立自由的人格之于社会国家的重要性被他等同于酒里的酒曲、面包里的酵母和人身上的脑筋。二是娜拉这个女性形象的出现。当年易卜生的《娜拉》被介绍进中国，使娜拉这个为争取做人的权利而不惜冲出家庭，放弃母亲天职的女性第一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她作为女性觉醒的典型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女性的自觉，就如孟悦等人所说：娜拉几乎构成了这代女性的镜像阶段，娜拉的形象俨然参与着五四女性的主体生成过程。 　　如果说易卜生的介绍给性觉醒提供了理论武器的话，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贞操问题讨论则在性道德领域催生了女子性权利的合法性。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在讨论中从现代性爱观出发，极力抨击礼教 传统忍心害理的贞操观念，指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两性性权利、性道德的平等在贞操问题讨论中成为一种共识。在对礼教秩序中的贞节观念给个体造成的切身的痛感的否定中，新文化的权力体系立下了第一块基石，上面镌刻着个人主义的箴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中子君的话)。由此，易卜生的介绍和贞操问题讨论带来了新知识界对女性作为人的认知。这也是性觉醒的第一步：从个人主义出发，女性作为与男性同等性别的权利在性道德领域获得认可。反过来，性觉醒的发生经由人的性人格的变革也带来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个人的发见。虽然参与此次讨论的几乎都是男性知识分子，但这种认可对于女性的自觉仍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男性知识分子的性觉醒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外部条件，它不仅积极鼓吹女性自觉，而且去除了女性性觉醒的外部障碍。 　　现代文学中女性作为人的发现与性觉醒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20年代初的小说中，男性作家最先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表达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在这公意表达中，出现了女性作为人的想象。罗家伦最先在《是爱情还是苦痛?》(1919)中批判了礼教秩序的有爱情而不得和强不爱以为爱的非人性。同时，在其笔下出现了一个受到新式教育，具有新思想的女性素瑛。叶绍钧的《两封回信》(1920)中的伊在回答求爱者时表示，自己既不想做受人爱护、珍惜的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也不愿意做超人，而只自承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罢了。另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子君，敢于冲破专制家庭的束缚，与整个社会决裂，也是与其性觉醒有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