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的存在价值之学理透视.docVIP

　　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的存在价值之学理透视 　　 内容 摘要：21世纪全球化资讯急速蔓延的繁荣景象背后， 教育 成为唾手可得的“产品”之一，高等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高等师范院校之“师范性”与专业 音乐 院校的“专业化”于现实层面的模糊界定处于长期僵持的状态下，文章指出综合性大学增设音乐专业应根据自身实际状况就言传身教的主导人物——“教师”、传承知识的重要载体——“课程”与转化 理论 的有效环节——“实践”三方面予以明晰定位及全方位的考量，以此突显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的存在价值，以期谋求长远的 发展 空间。 　　关 键 词：综合性大学 音乐专业 音乐教育 　　 　　 中国 素来享有“礼乐之邦”的美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这句常为后人所引用的经典名句实为先贤重视礼乐的诸多文本例证之一。诚然，礼乐及其教育为哲人们所推崇，周公在乐教中将其与培养国家栋梁之才，即精英教育紧密相联；阮籍《乐论》则基于他所处的 时代 环境论及礼乐教育的必要性；王通的礼乐教化思想源于周孔，其言“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②；白居易同样认为礼乐教化是治国之本；胡瑗进而阐述了人才、教育和学校三者间的联系，“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③……不仅如此，由官方创设于汉代的教育和管理机构——乐府存在时间约200多年，可谓世界上创办期最为悠久的音乐教育机构之一。随着中西方频繁的音乐交流与文化互渗，终于清末在学校和 社会 广泛形成的学堂乐歌活动，成为中国新型音乐教育兴起的一大标志，自此中国的音乐教育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可以说，音乐不仅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同样于中国漫长的教育发展史中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迹。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步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主要有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院校音乐教育，前者着力于培养音乐教师，特别是以培养中等学校音乐教师为其首要教学目的。这种明确的办学目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被纳入教育部颁发的高校教学大纲中；后者则应将教学的重点聚焦于专业表演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就实践层面而言，专业音乐院校侧重于学生音乐表演实践技艺的提升，而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本应倾向于学生音乐教育实践能力的塑造。然而，“师范性”并未能成功地将上述两种教育体制区分开来，关于高等师范院校之“师范性”与专业音乐院校的“专业化”于现实层面的模糊界定也初露端倪，音乐教育界人士大都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按实际有效的课程来评价，高师音乐系实为微型音乐学院。”④事实上，造成这种局面并持续到今日，高师音乐教育工作者应首当其冲承担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专业音乐院校学生们的演奏或演唱等水平往往成为高师音乐教师衡量学生能力的一大尺度，而一些高师学生在频频遭遇“音乐技术不如专业音乐学院学生”“文化素质低于其他专业学生”等严厉评判后，自甘落后地在专业音乐学院学生身后亦步亦趋，从而彻底抛弃了他们所属领域的内在特质。 　　21世纪全球化资讯急速蔓延的繁荣景象背后，教育成为唾手可得的“产品”之一，高等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原本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高等院校似乎无暇顾及高等师范院校与专业音乐院校长期抗衡的状态，更无心执著于二者办学理念上的僵持，而是倾注全力参与到增设音乐专业这项浩大的“教书育人”工程中。我们不能否认，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时代里，每一个人都自觉选择了不断提升自我竞争力以获得个人生存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势必对个人福祉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的创设意味着在先前两种教育体制之外，有更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暂时缓解就业压力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笔者非常赞同美国教育家贝内特·雷默的教育观，“每一个教育领域都有义务向自己和他人解释其价值，并要有通过教育得以获取那些价值的计划。”⑤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理应根据自身优势整合资源并予以明晰定位，以此突显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的存在价值，以期谋求长远的发展空间，本文尝试对此 问题 进行“教师”“课程”与“实践”三方面的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还望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言传身教的主导人物——“教师” 　　 　　从现实层面考量，原本担任 艺术 类公共选修课程的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并适应新增专业的需求，因此综合性大学在增设音乐专业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急需填充人力资源。就事实而论，无论是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院校，抑或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学生，他们的 学习 背景大都相仿，多数为独立拜师学艺，即遵循“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而他们未来的学习生涯很可能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石，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行为事项的主体人物——“教师”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扮演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