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双性视角下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之融合.docVIP

　　试谈双性视角下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之融合 　摘 要：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的双性理论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镜花缘》原著和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尝试借助译者对性别意识内容的翻译策略，对原文和译者之间的性别视域融合做一描述性研究。研究发现：作为当代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译者林太乙，在女性视角下，其性别视域和源语文本性别视域基本完美融合；在男性视角下，两者视域冲突；在双性视角下，两者视域部分融合。 　　关键词：《镜花缘》 译者 性别 视域融合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来，女性主义、性别因素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新的考察维度，翻译研究也自以原著/作者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彰显译作/译者主体的研究范式。同时，翻译界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译者的主体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译者的作用紧密相联，翻译活动不再被看作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被认为是一种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运用女性主义的双性理论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镜花缘》原著和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尝试借助译者对性别意识内容的翻译策略选择倾向进行统计分析，对原文和译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即视域融合）做一描述性研究。 　　 　　一、关于双性同体和视域融合 　　 　　（一）双性同体 　　柏拉图（Plato）也许是最早提出“双性同体”（或“雌雄同体”）概念的人。他的《会饮篇》中记述了一个神话，远古人类分为三种：男人、女人和雌雄同体人。双性同体“androgyne”一词由希腊词缀表示男性的“andro”和表示女性的“gyne”组合而成，用以描述曾在古希腊神话和宗教中大量出现的既有女性特征又有男性特征的人物形象[1]（P15）。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人的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他认为在个性层面上，人同时拥有男性与女性的品质，其显隐不同，处在不断的辩证之中[2]（P123）。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面的特征，体现了源语关于性别方面所在的文化特征。 　成书于清朝嘉庆年间的《镜花缘》写武则天篡唐建周，醉后令百花严冬齐放，众花神不敢违令，因此触怒玉皇大帝，被贬谪人间为百位才女，受一番“轮回之苦”，直至悔罪之后才能返回天庭。其中除描写了一百位女子多才多艺，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外，还提到妇女问题，提倡尊重妇女和反对男尊女卑，因而该书作者李汝珍（1763—1830）被许多学者公认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该书则是一部关于妇女问题的力作[13]（P1014-1031）[14](P257)[15](P34-40)[16](P318)，呈现出典型的女性视域。 　然而《镜花缘》也呈现出明显的男性视域。李汝珍在《镜花缘》开篇引用《女诫》作为整部作品的纲领，统领全书。然而《女诫》是以父权制社会背景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产物，是纯 网 .L.粹体现男性利益的女性言行指南[17]（P72）。而且李汝珍认为：“……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非素日恪遵《女诫》，既敬守良箴，何能至此。”（见原著P1）在《镜花缘》中，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在起支配作用，对于女性的“失节”问题仍有苛刻的要求。该书第九十八回至一百回（参见原著P497-512）中，随夫作战的多位没有子嗣也未曾怀孕的才女因丈夫阵亡而自杀身死。由此可见《镜花缘》始终没有离开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节孝观，以及由此确立的男女性别文化。[18][19] 　　依据“视域融合”理论，文本是产生于一定历史文化中的文本，拥有自己的“诸过去视界”[20]（P171），体现了彼时源语关于性别方面所在的文化特征。产生于清朝的《镜花缘》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呈现出明显的双性视域，正是当时性别文化的集中反映。 　　明末清初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曾经是抗清志士，亲身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清王朝巩固以后，他们从明王朝灭亡的阵痛和余哀中清醒过来，开始了对明朝覆灭历史教训的反思，并进而提升到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批判。清初的反思文化，随着清王朝极权政治的强化，人性压迫的加剧，以及客观上资本主义萌芽又恢复生机、人的意识的复苏等情况，很快就与明中叶即已萌生的带有启蒙意味的人文思潮联结起来，就是对于封建性别文化的批判和妇女问题的思考。因此，产生于清朝的《镜花缘》关注妇女问题、倡导男女平等，呈现出典型的女性主义视域。 　　然而，清朝仍是男权统治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社会，女性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同样也持有这种观点。李汝珍主观上倡导男女平等、弘扬女权，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男性作者，他不可避免地把众才女身上固有的人性的闪光纳入到旧女德教条的范围里，传统的男权意识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其文字中，留下了男权中心的文化的痕迹。他的作品《镜花缘》虽然相当程度地超越了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