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祛魅：科学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docVIP

　　叙述祛魅：科学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 【 内容 提要】 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 历史 主义历来是文化的正统，进入 现代 社会 之后，历史主义被转述为 科学 主义精神，一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叙述祛魅运动。这样的祛魅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文化的。 一 中国传统文学中尽管存在着大量的神话、志怪和神魔文学，但中国文化中的求实的“历史化”倾向却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历史与神话相混融的特征。从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典籍如《山海经》、《庄子》和《淮南子》中所保留的一些神话传说来 分析 ，纯粹幻想和虚构性的神话和具有历史事实的影子的传说，往往交织叙述，历史给虚构提供了契机，而神话幻想通过对历史的加工，把那些历史内容大大地充实了起来。而这种历史与神话的交融，正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诗经》中的《生民》叙述传说中的周人的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因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不敢养育，把他抛弃。被遗弃的后稷遇难不死，得到牛羊的喂乳，飞鸟的保护，见出灵异不凡。这个故事在《史记》中又被附会于汉高祖刘邦的身上，形成了“皇权神授”的思想，以至于中国历代帝王都被称为受命于天的“天子”。神话在此被历史化了。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强大的不可征服的 自然 力之下又演化为“天命”观念。天命难违的宿命论在神话和历史分离之后，仍然 影响 着文学的创作，特别是民间形态的文学创作。因为民间不但要直接面对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自然力的压迫，容易产生宿命思想；而且中国社会小农 经济 发展 的缓慢，也使得上古神话和多神教观念都得以很好地被保存。 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显在的民间特性。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就是说小说来自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是与居于正统的文人写作，即诗文创作是有所不同的。就是文人创作也仍然受到中国小说发生的民间本性的影响。《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曾指出，他的创作是“取正史及野乘所记隋唐间奇事、快事、雅趣事，汇纂成编”①的。显然，这些作品必定受到长期存在于民间的“天人感应”人生观的影响，遗留着古神话的痕迹。考订其结构，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情节特点，即在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套上一个神话的套子，使历史与神话、传说合一，历史在神话系统的有序演进中得到表现。如《水浒传》、《红楼梦》和《封神演义》等，都是在神话的结构上，把人与神相对应，把人间生活视作神界的再现，神界与人界的混合叙述，以神界作为主宰，以人界作为叙述主体，历史本事被创作主体的“天命”观念化解为亦真亦幻的象征世界。就是那些被尊为信史的所谓“正史”，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民间性，它们也都喜欢利用民间话语来确定自己在民间的权威，但却无意中使自己成为民间的话语资料。也就是说，刘邦式的故事（其原型应是姜生子）本来自于民间，为知识分子所采集，又加以敷衍连缀，再流入民间时，这种民间性的神话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系统化，《岳飞传》和《杨家将》的民间原生态，就是历史与神话的胶着态。民间文学的创造性、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家的想象力，也就是在这种亦神亦人的模糊态中得以实现的。 然而，这种民间话语形态却历来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排斥。儒家文化重实绝虚，孔子曾反问他的弟子“未知生，焉知死”，同时还定下戒律“不语怪力乱神”。与这种重实绝虚 哲学 相一致的，是对“历史”的极度尊崇和膜拜。在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历史”作为文学叙事评价自身的唯一尺度长期支配着中国文学 理论 的发展，文学叙事只有不断证明自己的“历史性”才有存在的理由。汉魏六朝不少小说都列入史部。唐朝刘知几《史通》中《采撰》、《杂述》等篇把小说分为十种，概之为“史之杂名”一类。小说与史并提，用以补充正史，古谓之“野史”、“稗史”、“异史”。所谓“文参史笔”、“班、马史法”和“良史之才”乃是对文学叙事的最高评价。“历史旨趣”向来是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和目的。这种“依史论文”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配着人们对传奇、戏曲和小说的看法和鉴赏。诚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在中国的明清 时代 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意接受。……职业性的说话人一直崇奉视小说为事实的传说为金科玉律。《三言》中没有一则故事的重要人物没有来历，作者一定得说出他们是何时何地人，并保证其可靠性。……讲史的小说当然是当作通俗的历史写，通俗的历史读，甚至荒唐不稽附会上一点史实而当作史实看。所以描写家庭生活及其讽刺性的小说兴起时，它们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内容，常引起读者去猜测书中角色影射真实人物，或导致它们作者采用小说题材的特殊遭遇。前人对《金瓶梅》即作如是观，《红楼梦》亦然，被认为是一则隐射许多清代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