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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呼唤人性与尊严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过去10年甚至30年来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几乎没有改变。导致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的最深层的原因,恐怕莫过于传统的“中国制造”模式,与新生代劳动者难以调和的冲突。 　　低薪阶层面对福利不健全、超时加班、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等困境,地方政府倾向于为企业提供优惠,争取投资,地方官员的政绩也跟引资挂钩,令工人加薪难、维权难等现象十分普遍。 　　富士康现象其实就是中国劳动者困境的反映,目前中国低廉劳动力的世代更替已经完成,这是否意味着劳资关系的新时代的开启? 　　可以说,中国目前新生代劳动力尤其是“民工二代”已经出现,这一代人已经不再能忍受糟糕的工作环境和糟糕的薪水状况。也就是说,这一代人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对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社会内部张力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接受,因此也促使中国社会对劳资关系进行新思考。 　　当前中国已迎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启劳资关系新时代势在必行,而在开启新的劳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多些人文关怀,因为唯有人文关怀才能化解劳资关系中存在的根源问题,包括情绪性的宣泄与疏导等。 　　 企业文化依旧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 　　 　　虽然打卡的机器可能数字化了,流水线的管理可能精细化了,但是相对低端的制造业地位,决定了企业文化氛围和员工的生存状态,依旧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 　　与此同时,新一代劳动力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的一大部分是民工群体;甚至很大一部分的移动互联网流量都来自于80、90后民工。这些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以养家糊口为目的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着充分的信息能力,对前途有着更高的心理预期,当然,他们对传统制造业枯燥、机械和“低价值”工作环境的忍受能力也更低。 　　富士康作为全球杰出的代工企业,可以给员工住带空调的宿舍、建游泳池、娱乐室,组织心理咨询,甚至老板一抬手就涨1倍的工资。但此类看得见的东西似乎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看得见的投入其实不是最大的成本,而改变制造企业的枯燥、机械和“低价值”的文化氛围才是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意味管理模式、甚至是商业模式的改变,这恐怕比重建一个富士康还难。 　　很明显,实际上中国新生代民工对人性、劳动尊严和理想的诉求,才是“中国制造”必须直接面对的深层次的危机。 　　富士康的尴尬只是危机的一种极端体现,紧接着发生的本田南海工厂因为工人的提薪要求得不到满意答复而停工,则是危机的另一面。如果说经济危机是外部气候变化,那么本田事件则体现了“中国制造”自身机能的衰退。某种程度上,后者远比前者可怕。所以,工人的情绪正在改变一个产业,并非危言耸听。 　　 　　漠视人性无以为继 　　 　　当前,“中国制造”奉行的管理仍以“效率就是生命”为主流,本质是将工人训练成如机器一样的“精确动作”,对工人的人性的漠视是其内在本性的迷失。 　　郭台铭是在出现“十连跳”之后才表态,在“十一跳”之后才从台湾飞到深圳,而且他首先不是积极地反思管理上的问题,而是烧香拜佛,请来五台山高僧祈福,这种明显缺乏人文关怀的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得到国人的认同。 　　撇开军事化管理、超低薪和超时加班等不说,过度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富士康正是整个“中国制造”中代工模式的缩影:没技术、没品牌,只能贴牌生产。尽管衣食住行随处可见“made in china”,却是国外品牌,中国只落得“世界工厂”,更准确的评价应是“加工厂”、“生产车间”的名声。 　　比较一下苹果和富士康的收益就知道西方品牌战略如何压榨中国工人。去年苹果的利润率是27%,富士康的利润率是4.3%。生产一台iPad,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最低售价是499美元,最高售价为829美元,富士康的组装费用是11.2美元。一台按最低价销售的ipad,富士康的组装费只占0.02%,留给中国工人的已经微不足道。难怪美国《时代》周刊去年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是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普通工人支撑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 　　 　　 名牌崇拜值得国人深思 　　 　　西方企业的品牌战略经营,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挤到产业链的最低端。显而易见的是,品牌战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后者的贫富差距,肥了老板,穷了工人。在世纪之交前后,西方有学者对品牌战略的悲观前景作了这样的描述:“机器消失了,汽车生锈了,人死亡了,活着的只有品牌”。对此,很多社会活动家和学者起来反对“品牌战略”,批评品牌战略助长了消费主义,严重损害公民权利。 　　但在中国,品牌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未被识破。中国商界把“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当作金科玉律;中国消费者追逐品牌的热情高涨,以至于全球的知名企业都把最新产品率先拿到中国市场打捞第一桶金。象征家世、财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