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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激励机制研究 　　 [摘 要]在不完全契约的委托―代理中，激励管理层努力工作的因素十分复杂，作为直接报酬中的工资收入的作用只是微弱的，主要的作用还在于其他方面的激励因素。村干部处于双重委托―代理的角色，其职能的定义非常宽泛，契约的不完全性非常突出，从而导致村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比较复杂。本文的研究发现，当前村干部的激励以间接激励及直接激励中的自我激励因素为主。 　　 [关键词]激励 不完全契约 村干部 　　 〔中图分类号〕F3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071-07 　　 　　一、 引言 　　 　　已有关于激励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个体工作动力的根源、对某种激励因素的机理分析、设计一个比较有效的激励措施等，它们都隐含了一个完全契约的假设，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公平理论、期望值理论及强化理论等被公认的激励理论多是如此。而在不完全契约情况下，激励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一个十分成熟的理论体系。委托代理理论是考虑到不完全契约条件的最主要的激励理论，其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它更多的讨论是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社会管理者来说，村干部① 的激励机制更为复杂，因为村干部面对的不确定性更大，从而使委托代理契约不完全性的程度更高。 　　村干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机制中最基层的管理者，是政府部门和农民之间的纽带，是农民内部矛盾的协调者；是上面各级政府“三农”政策的执行者，是下面农村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干部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是最直接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践者，所以，研究村干部工作动力的源泉具有重要的意义。村干部处于双重委托―代理的角色，其职能的定义非常宽泛，是典型的不完全契约的委托―代理。所以，本文的研究将在理论方面对现有激励理论做一点补充，在实践中为政府部门完善村干部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二、委托―代理与不完全契约 　　 　　委托―代理关系无论从本质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是一种契约关系。詹森和麦克林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1] 契约从其属性来讲，可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完全契约是指缔约双方都能完全预见契约期内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愿意遵守双方所签订的契约条款，当缔约方对契约条款产生争议时，第三方（比如说法院）通过强制执行能够使契约方实现其想要的可行结果的契约，就是最优(完全)契约。[2] 不完全契约则正好与完全契约相对。导致不完全契约产生的原因主要有：（1） 很可能出现把一些相机情况(contingencies)考虑在内所需的成本要大于把这些情况写进契约所得的收益的情形，这时契约中就不会含有反映这些相机情况的条款，从而契约就是一个不完全契约。（2） 当契约关系中包含一些结果为第三方无法验证的变量时，这时契约就不会包含基于这些变量的条款，因为出了纠纷是无人能够给予解决的。此时，契约也是不完全的。（3） 如果假设行为主体的理性为有限理性，那么行为主体就会出现考虑不周，即因没能估计到一些变量的后果而没有把有关变量列为契约条款，造成契约的不完全。正是这些原因，现实的契约是不完全的 。[3] 　　不完全契约强调的是个人的有限理性以及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总结已有的成果，契约的不完全性主要由契约的内容与契约覆行的过程两部分决定。由于在不同的契约中，以上影响因素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程度、不确定程度、不对称及不完全程度的不同，至使各契约的不完全性区别很大。如果把两个极端情况称为绝对不完全契约和绝对完全契约（尽管是理想的或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实中所存在的契约都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如图1所示，A和B分别代表绝对不完全契约和绝对完全契约两个极端的情况，C、D、E、F分别代表现实中“不完全”程度不同的契约关系，其中C代表比较不完全的契约关系，F代表比较完全的契约关系。图中所示的六种契约中，除A和B两个极端没有宽度外，其他的契约状态是有宽度的，且各自的宽度不同，即图中表示的每一种契约都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位置”（处于直线AB上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一个是“宽度”。根据不完全契约形成的原因主要决定于契约客体（或标的）的性质，因为即使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客体的内涵、外延的可界定性、可测量性等特性差异很大。影响“宽度”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主要是文化、相关制度等），因为契约主体的工作态度（包括品德）、环境条件影响其行为，从而使某一契约的“不完全”性在一定的幅度内变动。例如，把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