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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 　　 [摘 要]汉初至少存在八种产生严重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汉初国家正常的人口繁衍，同时，也迫使汉初国家不得不在考虑民生的基础上，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来达到鼓励生育和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的双重目的。 　　 [关键词]人口 性比例失调 产生原因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31-08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确立和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是自夏、商、周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一次出现长时间统一王朝的时期。所以，关于秦王朝速亡之后所继立的西汉王朝初期的人口政策问题，也是众多治秦汉史和中国人口史的学者们所关注过的问题。 　　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自20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的50年里，大致有以下学者从人口史研究的角度关注过汉初的人口政策问题：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人口增殖》一章中谈及西汉初年的人口政策，他认为：“西汉一代，人口激增，其主要原因，除升平之日较多外，为当时帝皇之奖励早婚与发展农业，高祖之后为惠帝，惠帝在位积极采取人口增加政策。依当时之法律，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有罪，罚出五算；而产子者或二岁之间免役使，或复三年之算，怀妊者与谷二斛。”[1] （P18） 中国台湾学者马先醒在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即为《汉代人口研究》（1966年5月），其中第一章《汉代人口理论与户政》中即有“汉代人口政策”一节。[2]（P80） 因地理分隔和时间久远，未知其详。复旦大学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主要谈中国历史上个人的人口思想，很少涉及历代王朝国家所实行的人口政策。[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第四节“政治制度”中，从法令政策、赋役制度和刑法制度三方面谈及汉初的人口政策，不过，他认为“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就形成了法令：女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而不嫁的，按五倍征收算赋”，遍查《史记》、《汉书》未见其出处。[4] （P289） 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四章《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中谈及汉初恢复生产、鼓励生育的措施。[5] （P288）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秦汉时期人口大发展》中第二节“西汉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谈及了“汉初恢复生产和鼓励人口增殖的措施”，[6]（P83-89） 具体而论，他将恢复农业生产秩序、推行早婚、奖励生育和加强户籍管理结合起来，认为“汉初恢复生产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到文景时期大见成效”。[6] （P89） 以王育民对汉初人口政策的论证看，应是上述各书论述最全面者。高凯《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认为惠帝六年诏令除可鼓励早婚早育外，还反映了惠帝极为反感社会上以未婚女子为奇货，借婚姻之机横加邀财的做法。[7] （P105-112） 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人口的婚姻与家庭结构》一章的“法定婚龄的历史演变”一节中，谈及汉初以增赋的方式迫使人们早婚，即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并以《汉书》记载皇室早婚和居延汉简反映15岁“大女”均已嫁为人妻来说明其观点，[8] （P270） 颇具说服力。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上）在第二章《秦汉三国时期人口?西汉》部分专列“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措施”一节，从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民产子复勿事二岁”、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兵皆罢归家”、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五算”、“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9] （P80-82） 及召集流民还乡等五个方面阐述西汉初年的人口政策。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导论》中第二章《中国人口史的研究领域和具体内容》第三节第六项“人口理论、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中谈及汉初的人口政策问题，以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诏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及惠帝六年诏令女子15至30不嫁，五算，来说明汉初“调节人口自然增殖的政策”。[10]（P89） 袁延胜《汉代生育思想初探》是从两汉时期来讨论生育思想的，其中涉及汉初人口政策，沿袭了前人对高祖七年和惠帝六年两诏令均属人口增殖思想的旧观点，而缺乏相应的学术回顾。[11] （P16-20） 另有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12] 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13] 等，或因侧重点不同，均未言及汉初的人口政策问题。 　　纵观学者们对汉初人口政策的评价，大都肯定了汉高祖七年和惠帝六年诏书对汉初人口繁衍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关于汉惠帝六年为什么诏令“女子十五至三十不嫁，五算”的原因，学者们多以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