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创新的先行者.docVIP

儒学创新的先行者 　　在以西方建筑语汇构成的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口的两个石狮无疑是醒目的，它们是异质的中国文化的符号，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哈佛的校园里就是中国文化的地标。当然地标的确立不仅是外在的建筑元素，更在于内在的文化含量。馆内所藏中文书籍十分丰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图书馆除了书库和阅览室，底层的右面是办公室和举办各类演讲的公共厅。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右面第一间。在我的眼里，哈佛燕京图书馆不仅是查阅资料的书库，更是一座历经岁月的家园，承载着许多学人的思想和情感。 　　1962年，二十二岁的杜维明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从台湾来到哈佛校园，六年后他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68年杜维明离开了哈佛大学，先后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大学任教，1982年重归哈佛大学东亚系，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从一个接受奖学金的青年学子到这个重要学术机构的掌门人，从一个以儒学为专业方向的哈佛的博士生，到超越学科界限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哈佛燕京学社成了杜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见证。 　　最近我和一个历史学者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杜先生的办公室，开始一个追述他学术历程，探问他学术重心和学术视野的访谈。我们的谈话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越。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界还是西方挑战和中国回应，传统和现代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儒学被边缘化博物馆化了，年轻的杜维明却选择《青年王阳明》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钻研和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完全是逆风飞翔，这是不是很需要“凿开鸿门，手披日月”的理论勇气?我们的问题从他最初的选择开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许多主观和客观、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的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着杜维明选择这样的课题。但总有某些人物和经历对他的精神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对他的影响。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杜维明还拥有一份清晰的记忆地图，标示着他向唐先生请教的时间和地点。“1956年的8月25日是我求学的历程中值得回味的日子。”这是他第一次向唐先生请教，此后1966年在伊里诺伊州的向宾，1967年在京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其中受益良多的是在1968年的夏季，唐君毅先生参加第五届“东西哲学家会议”，顺便在夏威夷大学的哲学系暑期班讲授宋明儒学，杜先生聆听了五个星期的课。“若问中国在哪里?就在诸位的生命里。要说认同，要先认同于自己个人心中之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生命。”唐君毅先生的思想影响着杜维明的心理情结和文化的价值取向。杜维明以唐君毅先生的话自勉，他在文章中直抒胸臆：在文化生命上做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中国人。 　　如果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年轻的杜维明以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儒家的精神价值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随着他在学术上的积累，杜维明将自己学术的重心确立为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价值，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使杜维明学术研究的方式和学术活动的范围都更加开放。 　　在他回国讲学交流的时候常常会迎面相遇这样的疑问：早在“五四”时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进行过猛烈的批判，而宣扬儒学的无非是一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或是狭隘的旧知识分子，总之儒家文化在二十世纪初就是封建思想、落后守旧的代名词，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后期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他为什么要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显扬儒学的生命力呢? 　　长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使杜维明对这样的问题有着深入浅出的回答： 　　“我们讲继承‘五四’精神，不但对封建遗毒要狠批，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对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源头活水，如儒家对知识分子风骨的塑造，即孟子所谓大丈夫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魄，以及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乃至儒家的认识论、美学，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并且由此问题，引出一种对文化传统的方法论。要摆脱封建意识形态，和发展代表文化认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是一个问题的有内在联系的两面。要想根本摆脱封建遗毒，非要发扬文化的认同精神不可；要想发扬文化认同的精神，也必须彻底批判封建遗毒。‘五四’时期儒家传统受到了中国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判，他们对儒家传统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贡献。没有他们的严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儒家的真正价值就很难体现。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长河中间也有负面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比如说‘三纲’问题，专制政体的问题，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问题等等。 　　实际上，在儒学的传统中，以孔、孟、荀、董仲舒、北宋诸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代表的儒学的真精神，和政治化的儒家一直有着斗争。”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核心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又怎么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