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研究.docVIP

　　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对中国古代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如何理解文学进行全面的探讨。这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文史哲，需要进行文学、史学、哲学打通式研 究。而这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拥有较厚实的国学修养。也即必须对经、史、子领域相当熟悉并具备一定的独立研究能力，在研究中国文学思想时能够进行触 类旁通的思考。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对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观念的研究，所以在实质上它属于一种历史的研究，故而在学科上我们称其为文学思想史研究。 历史的研究就意味着与现代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不仅是语言上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同时还有思想观念、文化制度、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差别。如果不 了解这些，就消除不了这种历史距离，也就很难理解古代的作品与文学现象。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科特点有三个:一是将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结合起来，以 便更全面地了解古人对文学的看法；二是将文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全面展现出来，而不做泛泛而谈的逻辑归类；三是要揭示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原因来。而所有这些 特点都需要对于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与全面的把握。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史的内涵之一就是历史背景，如果你对一篇作品只知道它写得好，却不知道它是在什么历史背 景下写的，那你还是只知道了一半。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注重历史感是很难有效地从事文学研究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一本研究中国宋代城 市的书里曾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一个面积可与欧洲相匹、具备近3000年有记载历史的国度，因此，任何对它的有效论述都必须涉及确切的时间与地点。④谢 和耐的感叹当然并非无的放矢，许多西方汉学家实在是犯了太多的历史常识的错误，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一位资深教授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时说:晚 明的散文在弘治和正德年间大家辈出，宋濂、高启、方孝孺等等均是。后来他的讲演被定名为《中国叙事学》在大陆出版⑤，而内地的编辑们竟然也不予以丝毫的 纠正。可读者看到这样的历史错误时，难道你还会对他的学术结论深信不疑?如果说一个外国学者犯这样的错误还可以理解与原谅的话，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就是非常 严重的学术硬伤。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时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理解，在头脑中始终存在着时空的概念。 　　上述所言还是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至于说到专业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对于学者的史学修养就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元末的诗风比较偏于纤弱绮丽，明 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价说: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清代四库馆臣也认为:有元一代，作者云兴。虞杨 范揭以下，指不胜屈。而末叶争趋绮丽，乃类小词。⑥他们同时都指出了元诗类词的特征，只不过一言其巧，一言其丽，合起来便是后人经常指出的 元诗纤巧绮丽的特征，用现代学术语言讲，就是只讲究形式技巧与文辞华美，却缺乏应用力度与雅正精神，亦即学界常说的元诗纤弱绮丽。如果认真检讨，上述对元 诗的评价，都是基于两个标准的衡量:一是未能达到唐诗的高昂盛大境界，二是失去了儒家诗教传统的讽喻寄托。元末为何出现这样的诗风，在文学本身是说明不了 此一问题的，必须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如果联系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那一时代的许多文人都崇尚隐逸，往往聚集起来饮酒赋诗而不关心现实政治，最为典型的便 是玉山雅集。在元代末年那种充满了血雨腥风的环境里，以顾瑛、杨维桢为首的一大批文人居然能够躲避在玉山进行诗艺的竞赛，而毫不关心风雨飘摇中的元朝 政权。可以说政治责任感的丧失与隐逸自适的人生选择是造成元诗追求丽与巧的根本原因。那么元代文人为何会缺乏政治责任感而倾向隐逸呢？这就又必须从元代的 政权性质来进行解释。元代是一个以蒙古族贵族与西域色目人为主体的王朝，原来占据政治中心的汉族文人被彻底边缘化，这不仅表现在科举制的长期被废止，更体 现在以吏为官的铨选体制。即使汉族文人尤其是江南文人能够偶尔进入政治机构，也往往只能做一些掌管文化教育之类的辅佐官职，很难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元代 文人由失去仕进机会而被政治边缘化，由异己感而造成与朝廷关系的疏离，而边缘化与疏离感又直接导致了他们典型的旁观者心态。旁观者心态是一种异己的心理状 态而不是敌对的状态(当然在政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时也可以转化为敌对的心态)，它往往是文人们在失败失望而又无奈无助时所形成的一种人生存在方式与深度心 理。此种心态虽不以激烈的方式作为其外在形态，但却能润物无声般地潜藏于意识的深层，从而左右着文人们的人生模式与兴趣爱好。旁观者心态的具体内涵大致包 括政治责任感的淡漠、闲散的生活态度与自我放任的个性。其现实行为则是对隐逸生活方式的爱好与闲适享乐的追求，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便是对于技巧的讲究与绮丽 浓艳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