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docVIP

　　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 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 　问：李老师，国内文化界最早是通过你的一些小说和文学、电影评论开始认识你的，而这已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因此，作为一个比较亲切的切入点，你能否首先介绍一下你个人走上文化研究的学术思路? 　　答：我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L.初，主要是从事小说的创作，因为从小就梦想当一个作家。那时候正是新时期的开端，思想解放和新启蒙思潮主宰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我在写作过程中想到的主要问题，差不多都和破除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类教条有关，考虑最多的是文艺创作如何与思想解放及启蒙思潮相适应，创造一个真正自由的写作环境。当时我很不满意伤痕文学，觉得这种文学虽然对旧有的文学教条有一定突破，可算不上什么解放，那也算解放?在我看来，它其实还是工农兵文艺的一个延续(后来我在《1985》一文里详细表达了这个看法)。问题是当时不但文学界，而且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热烈欢迎这种文学，评价非常高，这使我产生更强的逆反心理，更想对这种文学思潮来个反动。那一阵子我总是琢磨一件事，怎么才能让文学真正解放?琢磨的结果是从形式问题着手，把内容决定形式反过来，来个形式决定内容，主张以艺术创作中形式突破带动内容的变革。于是，我一边写了《自由落体》这类小说做实验，一边开始尝试文学批评和电影评论，写了《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和《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文章。这些文章当时在电影界和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想法都相当幼稚，需要清理检讨的东西太多了。 　　问：在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译介西方理论的热潮，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观点一时非常流行，这是否对你的批评思路的演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答：是的。但是对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结构主义。这倒不是结构主义理论本身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而是通过它我才开始注意到语言学转向，注意到自六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知识变革是怎样广泛和深刻，那是一个不能只以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做标记的新的知识生产。这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使我明白，原来自己的知识地图是如此老旧。于是，我开始了一个努力重新学习的阶段，大量阅读当代西方理论，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符号学等等。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发现当代世界知识的变革比我想象中的图景要复杂得多。这使我对了解国外当代知识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完全放弃了我从小就向往的小说写作，近几年我常为这个后悔，觉得还是写小说更有意思。 　　问：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对文化研究有了兴趣? 　　答：是1989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了美国之后。当时，正值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也译作文化批评)在美国学界形成热潮。它的跨学科特点及其理论来源的广泛性，和我当时的理论兴趣正好相通，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一方面，文化研究使我有机会了解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思潮的新发展，因为这些理论往往和文化研究相互纠葛，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马一起，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这对我更为重要文化研究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去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常被人忽视，那就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自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化为一个大众消费社会。正是这个不同以往的新的社会形态引起了很多理论家的兴趣，如何认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成为对理论界的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在二战以后不是偶然的，它是对这一挑战的积极回应。文化研究的历史自然不很长，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研究和批判，葛兰西有关文化领导权的论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还有后结构主义思潮，都是这一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不过，对文化研究形成今日的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还是英国的雷蒙德威廉姆斯和伯明翰学派。正是威廉姆斯、理查德霍加特、斯杜特霍尔、托尼本奈特等人的研究和著述，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对文化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重新做了考察，不仅对以往有关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而且藉此对什么是文化，怎样看文化的社会功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或者重新定义，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活动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文化研究后来的基本面貌和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之下，理论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不再是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恰恰相反，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传统文化定义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那些过去根本不能进入学术，不能进入大学讲堂，不能被知识生产所关注的种种通俗、时髦、日常的低级文化现在一下子都成了严肃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