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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辨析 　　摘要：本文以民事执行中的说服教育原则为切入点，透视了强制执行制度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与法制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在追问说服教育原则的含义，分析其法理上蕴含的矛盾，并进行比较法和历史的考察之后，作者指出，说服教育原则扩大了执行程序的容量，有助于这一制度在市场相对缺乏秩序、地方保护主义泛滥以及应付这些问题的其他制度供应不足等复杂困难的局面下依然保持运转；但该原则同时也给执行制度带来内在的扭曲和变形，并使我国法制建设深层结构上的矛盾得到再生产。本文还结合“审执分立”及“执行难”等问题对此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在我国的强制执行法领域，一般把对执行义务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说服教育或者说服教育与强制措施相结合理解为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法学界与实务界似乎尚未有人从正面追问过该原则与我国强制执行制度的关系。笔者认为，通过二者关系这样一个切入点，我们或许能够透视强制执行制度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与法制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并更深入地理解强制执行的实务在当前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 　　一、什么是“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 　　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及有关强制执行的著作一般都把“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列为强制执行程序的基本原则之一。当然，在表述上有细微区别。关于该原则的内容，可以从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及有关著作中找到阐释①.从50年代以来，在最高法院就执行问题下发的批复、通知、意见等文件中，就可以经常发现“应认真说服教育，打通思想”、“经过耐心说服教育仍然无效”才应采取强制措施等内容②.在1979年2月最高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中，也十分强调执行工作要做好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并要求采取某些强制措施应当特别慎重，甚至须经院领导批准③。至于在各级法院关于执行实践的报告中，更是充满了强调说服教育的经验或事例，有的法院还明确提出在执行中要“实行以思想教育为主，强制措施为辅的原则”④.看得出来，“在执行中必须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多作说服教育工作，注重方式方法，防止问题复杂化”⑤一直是法院强制执行实务的指导方针。 　　进入90年代以后，也许是觉得在“执行难”的背景下过分强调说服教育可能导致执行力度的弱化，最高法院的态度似乎已有微妙的变化。一个迹象是上述那些要求注重说服教育的内容到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的《意见》有关执行的部分中已不再出现⑥。与此相应，诉讼法学者在教科书和论文中也开始较多地强调执行程序的“根本点”或“实质”在于强制性，指出如果说服教育没有奏效就应及时采取强制措施，“绝不能无限期地等待、拖延”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已经有一位作者明确地提出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并不是强制执行制度的基本原则⑧。但是，这样的主张在我收集到的有关;，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与执行义务人接触。这样的接触有着种种含义，既是“通知”，又是“劝说”，既是“施加压力”，又是“了解情况”。所谓“说服教育”，很大程度上也是再次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进行了这样的工作之后，执行人员能够分别不同情况，或者向领导反映执行依据本身存在的问题，或者进一步在“说服教育”最狭义的范围内“讲清道理、指明利害”，或者把对方当事人也卷进来，并引导双方作出与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不尽相符的重新安排，或者就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了，等等。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命题，那么对于执行实践来说，这些内容决非可有可无；实务部门一贯如此要求，实际上也一直在这样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该命题能够被理解为执行程序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在实践中一直行之有效，并被视为规范的做法，在法理上却不是毫无问题的。与执行程序的性质紧密相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理论上是否允许把申请执行的当事人一方也纳入“说服教育”的对象？而这里似乎是存在问题的。例如，在执行程序中执行人员不能进行调解，目前已达成普遍的共识，至少已很少见到异议⑾。 　　于是，我们的强制执行程序似乎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把“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命题严格限定在仅针对执行义务人做工作，要求他不折不扣地履行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这一含义上，那么该命题很难被提升到执行程序基本原则的高度上去；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个命题的内容扩展到对双方当事人都做工作并可能做出改变原法律文书的重新安排，那将出现一种法理上的矛盾。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都很难察觉到自己的制度中所包含的这种两难处境？究竟是什么东西会使人感觉到在这里存在着矛盾？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也许能够使我们关于强制执行制度的认识得到深化。下面，我将通过引入两种不同的参照系，为我国现行的强制执行制度以及“说服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提供一种定位。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