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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为何临死前才理解项羽要自杀 秦汉之际，新的革命发生了 儒者革命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以替天行道的名义。这一结合，导致了此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规律：凡以武力并天下、以阴谋篡王权者，其国早夭，秦、隋二世而亡，晋亦短命侏儒；汉、唐以革命取天下者，皆有数百年国运。 而革命的模式，即儒学运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已然成为历史发展的新样式，而其形成，就在秦汉之际，为革命的儒者首创，儒者革命开创了一种新的民本主义的帝王气象。 三代之革命者，汤克桀，武王克纣，皆为王者。战国时期，孟子倡导行仁政，其着眼点，也在各国诸侯，而非立足于儒者自身。秦统一后，诸侯烟灭，虽欲复燃，但儒者已不作指望，起码在理论上很难像孟子那样，鼓励诸侯效法文王，以百里之地而王。而且儒者的分化与异化，愈演愈烈，“焚坑”以后，连趋炎附势的博士儒也混不下去，更别说抱残守缺、持不同政见的隐士儒了。 这两支儒者，后来也都纷纷加入革命儒的队伍。革命儒的代表是孔甲。孔甲，名鲋，孔子八世孙。57岁那年，为陈涉王博士，死于陈下。他是孔氏家族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他带着礼器去投奔陈涉，并非走投无路时的选择，而是受儒家自孔子创宗以来就已形成的民本主义感召，向那历史深处纵身一跃，向着革命飞去。从此，儒学运动便投入革命洪流了。历史啊，你低估了孔甲那决然的一飞呀，从他开始，儒者从故纸堆里走出来，从礼仪教条中走出来，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他开启了儒学运动的新方向，开辟了历史发展的新路径。 儒者革命 与农民共患难、同生死，这在儒家，还是第一次。刘邦祭孔，也许是听了陆贾《新语》，也许是出于叔孙通制礼仪，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基于孔甲之死及其对于革命的号召力。 史书多说“沛公不好儒”，个中缘由谁知？沛公见儒生就骂，见儒冠就撒尿。但他独有的“行为艺术”，也许是检验真儒与假儒的试剂，多少假儒、贱儒、小人儒，在这一汪水下原形毕露？坑儒事件，诸儒互相告发，丑态百出；博士儒笑骂任汝，好官自为，他们在秦政权里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来投机革命。 真正的革命儒，羞与此辈为伍，恰好那一尿，使诸儒逃之夭夭，真正的革命儒反而投他来了。看那高阳酒徒郦食其来了，衣儒衣，冠儒冠，状貌类大儒，刘邦想以“未暇见儒人也”，将他打发走。他勃然大怒，瞋目案剑，大喝一声：“吾高阳酒徒也！”刘邦吓了一跳，赶快将他请来。他见了刘邦，劈头就说，你“智不如吾，勇不如吾”，还摆什么架子！刘邦反而“敬闻命矣”。儒者浩然之气，战胜了豪杰的生理本能。刘邦认定，能喝酒的儒者必定是革命者，当年他就是因为喝醉了酒，才走上革命之路的。 叔孙通是儒者另一类，是秦二世的“待召博士。”陈涉起义时，二世以此问博士，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此乃造反，罪死无赦，请发兵击之。二世怒形于色，诸生乃喋喋不休。 独叔孙通懂秦二世，献谀说：明主在上，安敢有反者？不过几个鸡鸣狗盗之徒而已，派人抓来就是了。二世再尽问诸儒生，有人言反，有人说盗。结果，言反者，下吏问罪；说盗者，安然而归。 叔孙通以一言得宠，拜为博士。诸儒生妒羡，他心里反而不安。诸儒生还想在秦王朝里混饭吃，还要以秦二世为靠山，而他却早有二心，想一走了之。诸儒生在秦受尽磨难，人格全无，忍辱偷生也就罢了，可趋炎附势之心不死，冷落了许久，被二世顾问了一下，情绪亢奋，竞相进言。 二世顾问，其实是拷问诸儒生的心术，言为心声，言反者必有反心，这是法家形名责实的治术，诸儒生哪懂这一套？结果当然中招。叔孙通乘机逃走，投在项羽的叔父项梁麾下，参加革命了。后来，他见项羽志在霸业，便改投刘邦。在刘邦麾下，他灰溜溜，一来他是博士儒，名声不好；二来儒家主张忠臣不事二主，他反秦革命倒情有可原，背楚降汉未免反复多变。 因此，他小心进退，谨慎变化，哪敢像郦食其那样我行我素。他听说刘邦厌儒服，立马就换上了楚衣。刘邦见他乖巧，是个可用之人，就拜他为博士，可出人意料的是，刘邦称他为“稷嗣君”。 谁说刘邦没文化！“稷嗣君”的称号，真要令文化人都“尽折腰”了，它发出了一个动人的信号 自由化，而它就来自稷下。刘邦在山中落草，居然会想到稷下。 山中之路，与京师是对立的，两条道路，此消彼长。刘邦由山中入京师，与秦民约法三章而治，一目了然，是天地间最简单的真理，他就用这三条最简单的真理，进行我们今天称之为“负面清单”式的自由化管理。这在儒家，就是三代之治；而在老庄，便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 张良与人谈兵法，人皆不悟，语之沛公，他则举一反三，张良赞叹：沛公乃天授！当年，他为吕雉老父吕公贺寿，身无分文，却大笔一挥，写“贺钱一万”，且坦然上座，谈笑风起，毫无芥蒂。事后，吕公不怪，反而赞许。这是什么兵法？岂非逍遥游兵法，无为之兵法？ 王霸相争 秦亡以后，楚汉相争，霸道与王道，以兵戎相见。真理是恶，必然性的恶，要用无量之鲜血来检验。 项羽，被称之为纣一样的英雄，从来就不可一世，见了皇帝，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