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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当学徒（１９２９） 　　1929年11月11日，我离开慈母离开家乡进城当学徒。 　　记得离家的头天下午，母亲含着眼泪看着我，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睹（堵）着，好久说不出声来。过了一阵才从喉咙里挤出悲切的话语：“有钱人的伢子，12岁还偎在娘的怀窝里，你就要出门去侍候人家了，我也是没有办法……”话没有说完，已经是泣不成声，继而号淘（啕）痛哭。我也忍不住泪水只（直）流，和母亲相对而泣。母亲含悲忍泪要我莫哭，帮我抹干泪水，要我去睡一觉……我睡着了，醒来时晚饭已经做好，母亲特地为我煎了两个荷包蛋，连弟弟也不准吃。蛋是要集了对盐和煤油的,一个人一次吃两个荷包蛋，真的是头一次开洋晕（荤）。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再没有吃过七十多年前那样好吃的鸡蛋。 　　第二天一早，姨表兄杨正玺（我喊他十哥）带我进城，先在亲舅舅家住了一天。十三号他就把我送到了长沙南正街茂兴隆南货店。 　　店老板叫袁伯成，是我母亲的远房兄弟。介绍我来此当学徒的姨表兄指着他对我说：“这是六舅，今后你就在这里当学徒。一定要手脚勤快，听六舅的教诲。”我喊了声六舅并向他鞠躬敬礼，我的学徒生涯就此开始了。 　　第二天我开始做事，第一件事就是洗收购进来的酒瓶子。记得我进店的那年天气特别的冷，11月下旬街上就结了冰，一直冰冻到第二年年初。酒瓶都泡在一个大水缸里，十二岁的我个子还很矮，水缸很高，水缸下面的瓶子拿不到手。我就在脚下垫一个空罐头箱子，站在上面，用一种圆柱形的专用毛刷子把瓶子一只一只地刷过，还要对着亮光照，看里面是不是还有没有刷到的地方。洗了一缸又一缸，好像永远也洗不完一样，一连洗了二十几天。我的两只手长期泡在冷水中，红肿得就像一个大包子，有些发胀（涨），轻轻按揉就一阵一阵的伤痛。天天站在冷水边，脚上的鞋子也被缸里流下来的水湿透了，脚也肿了，脚跟发烂了，穿不进鞋子。还有两个堂舅的儿子也在店里帮工。一个是兰圃二舅的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另一个是菊岩五舅妈的崽，我喊他“兴哥”。他们干的活比我轻松多了，只做些洗茶杯、扫地、擦水烟袋的零碎事。他们的脚上也都生了冻疮，脚也是肿得穿不进鞋子。不晓得为什么六舅老板买来冻疮膏，只给兰圃二舅的崽搽，我们都不能搽。有一天五舅妈来到店里，看到六舅对二舅的崽和对她的崽不一样，就和六舅争论吵闹起来，后来还是赌气把兴哥带走了。 　　每逢过旧历年就是南货店生意最忙的时节。那时过年家家户户待客打头炮的吃食就是瓜子,过一个年要销出上千斤。而店里炒瓜子也是最苦的差事。瓜子只能在晚上炒。一来因为白天熬房（糕点作坊）要做糕点，（做的冬季点心有麻枣、雪枣、麻丸它、兰花根、酥糖、寸金糖、交切片、年糕等）没有摊瓜子的空地，再者有些糕点像麻丸它之类的东西要油炸，白天火也不得空。晚饭过后炒瓜子就开始了。炒瓜子的灶好大，是有炉桥带烟筒的大煤火灶，烧的是块煤。炒瓜子前先要发沙子。首先要把沙子洗净杂质，把锅子烧红了把沙子倒进去，炒干后加桐油炒至发红，这时才倒进生瓜子。每锅只能炒六七斤瓜子，而锅中沙子有十四五斤。师傅拿着有三四尺长木柄的铁扒子，飞快地沿着锅子搅动油沙和瓜子，扒子要操到锅底，要不贴在锅底的瓜子会烧糊。大约只要四五分钟，师傅把扒子一搁，马上一手拿起一把铁铲，另一只手拿起铁皮打孔的筛子，把瓜子飞快地铲入筛子里，同时把沙子筛到锅中，再把筛尽了沙子的瓜子迅速地倒在地上，我和大师兄赶快把瓜子扒开摊平散热。 　　这是一门技术活，最讲究的就是手脚麻利。动作慢一点，不是炒糊了，就是窝焦了。要的就是有力气，我没有劲也没有技术做那些事，只能和我的大师兄一起给师傅打下手。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装生瓜子的麻袋解口，把瓜子都转到灶脚下的大筐里；把炒熟了的瓜子摊开散热，冷了后再把它们装入麻袋；灶里的火也归我们负责。 　　大约到晚上十二点多钟（接近）一点钟的样子，师傅就要我煮几个荷包蛋，下一筒面三个人吃。吃完面后好继续做。一直要做到早上四五点钟，直到把炒好的瓜子堆码到货架上，把灶里的火退出来，我的一身就像要散架一样。精疲力竭的我们拿来洗澡盆，放在退出来的煤火旁，就着火的余热洗个澡。可能也是累出了汗，隔几尺远还觉得热和。洗完澡上床也就快六点钟了。 　　1930年红军进了城，老板都躲起来了。有一部分家在长沙的伙计同意守店。我一来没有路费回家；二来我在乡下看见过农民运动抓土豪劣绅游乡，晓得他们不害穷人。1926年乡下办农民协会，取缔私塾教学，规定穷孩子读书不要钱，我在农会办的学校里还读过一年书。所以我不怕，也没有离店。 　　有一天看见军队从南正街经过，有人指着一个大个子说：那是彭德怀！我看队伍里是个个魁梧，不晓得他指的是哪一个。还听见有人说，前面有一个头是黄公略，我根本没看到又过去了。过了两天，有一队红军在南正街巡逻，到各店了解情况。他们进来与守店的易仲春、贺福生、彭仲球交谈。平时来了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