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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重叠的活态音乐文化的整合研究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是由诸多音乐成分构成的音乐文化丛（Culture Complex）的集合，只有对之进行跨学科、立体化、多维研究视角的综合考察，才能对其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变化运动的差异性进行系统性的整体研究。刘正维教授的音乐形态学研究在一般性的传统音乐形态学的基础上，以“五态”、“三线”和“四径”等维度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并以此关照歌种、曲种、剧种、乐种等活态音乐文化之间的系统关系。 　　关键词：刘正维教授；音乐形态学研究；活态音乐文化；系统 　　中图分类号：J607.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3.022 　　 　　[CDF10〗 　　作者简介：孙晓辉（1968～），女，文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1??04??20 　　随着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断引入和深化，学者们逐步在新的高度和维度来反观和反思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音乐文化区划研究。针对音乐文化区划研究主要局限在民歌色彩区层面的问题，乔建中提出“应把各类民间音乐当做整体，寻找蕴含在其中的‘类似音乐特质’”①；赵宋光提出“多层构成描述”概念，希望能够“把握音乐文化的多层有机结构”[1]；杨民康深感以往的研究“重在解决单一层面（即古老风格层面）的音乐风格分布的问题，而对多层文化现象的交叠研究尚还无能为力”，“注重共时性的平面分割研究，而较少考虑带历时性因素的社会传播和文化流动”，进而提出“多元分层一体化格局”的理念，旨在“多元分层”的基础上兼顾“整体性、区域性与地域性三个风格层面的互动关系”。[2]本文所评述的对象是长期从事音乐形态学研究的刘正维教授的系列成果，就属于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多重音乐层进行构成描述的系统性研究范畴。 　　中国传统音乐是由诸多音乐成分构成的音乐文化丛（Culture Complex）的集合，故而活态的音乐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音乐文化事象和群体的音乐文化事象丛”[3],只有对之进行跨学科、立体化、多维研究视角的综合考察，才能对其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变化运动的差异性进行系统性的整体关照。正如形态学是研究生物形式的本质的学科，系统形态学侧重从系统关系来探讨了解不同动、植物形态差异的相互关系一样，笔者这样理解刘正维的音乐形态学研究，他在传统音乐形态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系统音乐形态学研究”――即他以“五态”、“三线”和“四径”等维度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并以此关照歌种、曲种、剧种、乐种等活态音乐文化之间的系统关系。 　　一、立体的多层重叠式的音乐文化区划 　　音乐文化区划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文化概念。它肇始于巴托克匈牙利民歌方言区――“匈牙利语言区”[4]的音乐文化区划研究。其后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提出过“音乐文化区”理论，主张对音乐做综合性的描述，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象征进行研究，研究其文化的演变。此外，安东尼#8226;西格尔、内特尔等民族音乐学家也提出了“地理性族群：文化区域的建立”的界定方法，即“建立音乐区域的目标将承认建立一种地域上和文化上大范围的普遍原则”[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领域的音乐地理研究领域，出现了以杨匡民、苗晶、江明??、乔建中、王耀华、黄允箴、沈洽、杜亚雄等一批优秀的学者。杨匡民先生最早对湖北民歌进行了“色彩区”的划分；[6]江明??提出把汉族民歌分成八个色彩区；[7]苗晶、乔建中的论著《汉族民歌的近似色彩区》提出11个近似色彩区；[8]赵宋光在为《汉族民歌的近似色彩区》写序时，又把东北、西北、西南三大区各分为内外，增三个区，共14区；[9]王耀华则将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分为“九个支脉”[10]；杜亚雄则借鉴语言谱系分类法将视域扩大到少数民间音乐区划等等。这些音乐文化区的划分单元涉及地域不等，且也注意到“把同区的多层多种音乐文化现象加以并置、联系、比较，观察其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结合”[11]，但所承载的区域音乐特征主要是以底层信息――民歌色彩为前提，其局限在于对歌种之外的曲艺、戏曲、器乐等音乐信息的延展研究不够，或曰，相关研究对民歌的次生或再生形态的音乐种类（如全国性的、区域性的曲种、剧种、乐种、舞种）整体关照不够。 　　刘正维音乐文化区划的观念，则具备尝试关注歌种、曲种、剧种、乐种的“多层重叠”音乐文化区的意识。他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遗传基因是由诸多具象要素构成的音乐形态特征携带的。其音乐叙事涉及的人物、时间和空间（特别是地理空间）由“五态、四径、三线”的分析体系构成，旨在此基础上认识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遗传基因，彰显音乐与文化诸多关系的总和。 　　所谓“五态、四径、三线”，就是刘氏认识与把握音乐遗传基因的具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