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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医的历史生成与科学化焦虑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该法将于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自1929年余云岫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废除中医的声音一直伴随着中医的现代之路，至今日依然不绝于耳。中医药获得专门立法，也许可以令主废者不再嘲哳，但质疑之声会依然嘈杂。即便在《中医药法（草案）》的讨论阶段，中医界内部对于自身的发展与前景也争论不休。[1]其实，如何对待中医，也是我们如何于古今中西之间定位自己的问题。 　　现代中医的历史生成 　　“中医”和“西医”这两个名称的确立，正是得自中西医之争。这也是研究中医近代史的学者们的一个共识。[2]20世纪早期关于中学与西学、科学与玄学、以及中医和西医的不休争论出现在不同的期刊和出版物中、医疗和商业实践中、各种隐喻与叙事的文化生产中，以及――最重要地――二三十年代中医和西医大夫的论战及努力取得政府支持的政治斗争中，“中医”的边界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的交互作用中具体化的。也就是说，权力斗争产生了被称为“中医”的这样一个知识，一方面这个知识的产生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决定了它与在此之前如明清医学知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个知识的边界一直处于不断地建构与解构之中而且总是由具体的权力斗争所决定。[3] 　　这一看法，多数中医从业者会深有同感。中医实践总会处于某种与历史特殊相关、充满变化的阶段，不但自身内部富于争论同时又是被争论的对象。历史上已有的，譬如隋唐时期（581?907）对南亚吠陀医学的吸收，北宋时期（960?1279）与阿拉伯医药知识的丰富交流，都丰富了传统的中国医学内容。医学史家廖育群曾明确表示“传统”与“革命”在中国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一直是共存的。他指出在中医中发生的“革命”后来总是发展为传统中新的“传统”，并且，“事实上对西医的引入已经成为发生在中医内部最彻底因而也是最重要的革命”。[4] 　　确实，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医自身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包含很多派别，也存在很多争论。明清时期，温病学派在江南地区兴起，此后“伤寒”和“温病”这两派的争论未曾停止过，一直到民国时期。当时尽管西医在中国的力量日趋壮大，但中医界的中心讨论依然是“伤寒派”与“温病派”在医理、医术、医效上的比较，关心中西医之争的只是中医的少数改良派。这也与民国时期具体的社会条件有关。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力量薄弱，无力推广西医的卫生保健；就医疗市场而言，多数中国老百姓看不起西医，当时中医的疗效也并不比西医差。据1947年统计，当时全国有中医大夫83万；而1950年的调查则显示全国西医师2万多人，每年毕业的医生尚不足4000人。以当时中国4亿多人口，显然医学的中坚力量是中医。[5] 　　台湾学者雷祥麟也指出：民初许多中国人并不信任西医。或者说，对西医的信赖是有高度选择性的，19世纪时人们较相信西医的外科手术与眼科。等到西方发明梅毒血清之后，才又再加上花柳科。然而直到1920年代，余云岫仍以为中国人普遍“畏疑新医”，他指出“新医入国，将数十年，?飨敖ザ啵?散满各地，而国人畏疑之心，犹未除也。非极有智识之人不就也，非疑难之症不就也，非沉宿疾，偏访名医，讫无成效，无门可辟者，不就也。”在这样一个病人自以为知医，而又“畏疑新医”的环境中，部分西医师便迎合病人错误的观念与期待，“犯着站不住脚跟，而迁就民众的毛病。……病家说是火气时，他也会回声是，病家说句肾亏，他也答声对。”这段话中已然可以看出当时西医尚为“新医”，是新生力量；而对“病家”的怀疑态度也可瞥见中西医之间对掌握医学权威的不同认识。 　　可以说，当时的中西医之争更多是西医大夫们为争夺自身的合法地位而挑起来的。雷祥麟认为，1930年代中西医存废之争形塑了现代中国的医学，现代中医的形成始于此，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央国医馆的建立。 　　上述论断其实有待商榷。即便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当时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支持仍是不稳定也不平等的。国民党内部主存和主废两大阵营时有争执，国医馆所需经费也大部分阙如，靠各地分、支馆及医药团体的捐助。现代中医的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确切来讲，现代中医的最终形成一直要等到1949年以后，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整个国家的医疗制度彻底走向体系化（Institutionalization）。成建制的院校、标准化的课本、标准化的制药厂，种种现代医学的必要体系设置，使得现代医学的诸多要素逐渐渗透进中医之中。 　　而建国后政府推行的两项运动――西医学习中医和赤脚医生运动――对现代中医的发展，影响尤其深远。“西（医）学（习）中（医）”始于1954年，之前是“中学西”，即中医学习西医。上面谈到，建国初期中医人数是大大超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