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全高参”.docVIP

难忘“全高参” 　　一毛同志走了，走得实在太匆匆。2月21日，获悉他已病危，翌日上午，我又一次赶到华山医院探望。没有想到，仅仅过了7个小时，一毛竟画上了他人生的最后句号。 　　老全是去年11月9日住院的。这次住院他自己也颇感意外。因为这一年多来，他的身体异乎寻常地好，不仅没有住院，而且多年来为之困扰的肺气肿似乎也好多了。几次聚会，他精神焕发，步履健朗。就在去年10月，他们全家还去了宁波故乡一游。回沪后，他兴奋异常地给我打电话，诉说这次故乡行的见闻观感，并说经过这次长途跋涉，他对自己体质心中有底了。我们都为他的健康高兴。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一毛竟又住进了医院。按往常的经验，一毛满怀信心和希望，总以为治疗一段时间就可痊愈。一周又一周，他先是盼着元旦能出院，后又期望春节可以回家。可这次病情却异乎寻常，出现了胸腔积水，而且累抽不净，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我每次去看他，也发现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但他仍关心着文汇报的新年版面，惦记着正在修订中的文汇报报史大事记。他为新年伊始报纸的文汇特色有所加强而欣慰，为国际新闻版扩大充实而高兴，为有些重点报道的成绩而赞许。一毛是带着对新世纪的向往，带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眷恋，带着对为之奉献了一生的文汇报的一片忠诚，恋恋不舍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1965年底我刚进文汇报时，和老全接触甚少，只知道他是当时总编辑陈虞孙、副总编辑陆灏的得力干将。我和一毛开始密切共事、并肩战斗，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指导，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那时，一毛重又回到了他热爱的新闻岗位。从外貌看，他满头白发，俨然一位老翁，其实那时他才刚过天命之年，尤其可贵的是他的心理年龄更要年轻。当时，在党委书记、总编辑马达同志的统帅决策下，在办报工作中，一毛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了编委会和总编辑的得力助手和高参。他体质很差，笑称自己是“五脏六腑七零八落”。为了照顾他身体，领导上批准他可以不坐班，可在嘉兴路或中州路的单间陋室里，他却从早到晚，一天十六七个小时地不停运转。那时，我在理论部工作，常常带着宣传要求、理论选题去向他请教。一毛不厌其烦，从明确主题到议论大纲乃至物色作者，总是思路严密、见解独到地加以详尽指导。当时，一篇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一篇篇犀利有力的评论，一篇篇阐述三中全会路线的理论文章，交替在文汇报上刊出，常常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这无不凝聚了一毛的心血和智慧。 　　1983年，报社正考虑1984年的报纸改革，一毛废寝忘食地赶写了六千多字的《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1984年他归纳了三中全会以后四五年中文汇报组织一百多个问题讨论的经验，撰写了《“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一文；1985年下半年，他又在马达总编辑的指挥下，参与共同起草了《〈文汇报〉发展战略》，较全面地反映了文汇报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深化改革中的基本经验；等等。应当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文汇报走向新的辉煌的征程中，一毛真是呕心沥血，功不可没。“全高参”，“高级智囊”的美名也由此名闻遐迩。 　　老全比我年长，是我的兄长，更是我可敬可亲的老师。一毛常对我说，新闻工作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而是一个战斗的岗位；新闻工作者不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而应是一个为真理而战斗的战士。一毛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在我任总编辑期间，一毛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以后又办了离休手续，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编外的“编委”，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参”和老师，始终给予我悉心帮助和指导。每当我们编发了一篇好报道好评论，一毛少不了要来电鼓励；每当我们处置失当或者漏发了一条新闻，他又会直率地提出批评。在一毛家里，我们常常议论形势，研究宣传方案，请他为报纸出点子提建议。有时，我正考虑想抓一个题目，还未及布置，可常常当天晚上，交通员会风风火火闯进办公室递上一份急件，不用拆开信封，就可以猜到这准是一毛当天有感而发、快笔赶出的言论、文章，或是对宣传报道的提示。翌日，当带着油墨芬芳的以“乙卯”、“林科夫”署名，笔法犀利、触及时弊、贴近生活的短论和读者见面后，又往往会在社内外引起一番议论。真是多么难得的高参呵！ 　　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也是我们办报的又一个春天。这一年，文汇报由四版扩大为八版，这在文汇报历史上是第一次。在酝酿扩版期间，一毛为策划扩版，曾先后为党委、编委会写了四个方案，并根据编委会的要求，综合多次讨论，专门起草了《副刊专刊设置方案》，从原则到具体十分详尽，对编委会稳妥确定扩版方案起了很大的作用。扩版前夕，一毛因病住进了医院，可他身在病床，心系报社，采取逐日读报评报的办法，在报纸版面边上记下一些想法，引出一番议论，随时请人带回报社“供编辑部参考”。他说，评报标准有三条：一看是否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二看是否发扬文汇报的特色；三看是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就这样，他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