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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一九七八 　　1978年确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份。从那一年开始，中国正式打开了封闭的大门，全方位走向改革开放。本人也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正是那一年，我成功地考上了大学，开始了崭新的人生历程。30年了，参加高考时的甜酸苦辣，却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说是1978年的事情，却还得从更远的时间说起。 　　我出身于广东连平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自祖上几百年前迁徙到粤北的九连山区开始，就一直是纯纯粹粹的农耕人家。至于说我们丘姓人是姜太公第三个儿子的后代，那时候始祖究竟是不是贵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作为客家人，我们村还是很有崇学重教的传统的，只是确实太穷，加上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和信息都十分的闭塞，再努力也很难出什么人才。但就在我们这个县来说，我们村的情况还不赖。据查，乾隆四十五年的庚子乡试，我们村就出过一个排名二十一的进士，名字叫丘庄。解放前，也有三几个人考上县城的中学，只是都因为生活困难而中途辍学未完成学业。“文革”前，我们镇总共才考上三个大学生，我们村竟然占了两个。这两个大学生，自然就成为了我们村的骄傲，成了学子们的“对标”，更是我心中的偶像。但对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我的父亲。父亲就是那几个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其中一个。为了生计，也为了不浪费好不容易学到的知识，更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培育之恩，父亲从县城回乡后，自告奋勇办起了村的初级小学，结束了村里没有学校的历史。之后，全国解放前，他被刚刚建立的县政府任命为乡里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股长。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父亲因为冤案而入狱三年，释放后戴着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回乡务农。父亲人品好，涵养高，又有知识，所以始终得到大家的敬重，对我的影响尤其深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也一直是班干部，1972年“教育回潮”，我更以全公社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公社的“五七”中学。 　　1974年，虽然我当时是以几乎全优的成绩毕业的，而且大都因为这个因素加上良好的表现而先后被选去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1976年还被公社吸收为集体干部而成为电影放映员，但是，我却一直都没有推荐选送读大学的资格，原因就是我的父亲是“劳改释放犯”。那时候，我一方面是心灰意冷，悲观失望，经常和朋友一起逢场作戏喝闷酒；另一方面，又不甘沉沦，心存期望，所以还在坚持自己学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就这样浑浑噩噩、半醉半醒过了三年。1977年10月21日，突然传来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好像在睡梦中给人浇了一盆冷水，一激灵清醒了过来，兴冲冲地第一时间报了名。基本上没有时间复习，也不知道该如何复习，我和大家一样，毫无准备就走进了考场。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广东省是开卷考试，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时间翻查资料，也没有什么资料可查；还记得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一个政治性、形势性很强的题目；还记得考后大家都说很多试题都不懂做――我们在学校那些年基本上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谈何高考！但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过得去的，监考的老师也说我考得不错，所以心里就总存在一种“侥幸”。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全公社没有一个人收到录取通知书。 　　1978年春节后，新一年的高考通知又到了。还参不参加？母亲抱孙子心急，几乎到了“逼婚”的地步；朋友好言相劝，建议一心一意争取转为正式干部；自己也害怕一旦考不上，从此面子往哪里搁。权衡再三，我还是下决心再努力一次，或者说再碰一次运气。 　　说是再努力一次，是因为通过1977年的高考，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相当基础的，何况到7月份才考试，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做更多的准备。因此我觉得完全可以再搏一回。说是再碰一次运气，似乎更符合我当时的客观情况和心理状态。1964年读小学，1966年“文革”爆发，1970年读的是小学“附设初中”，1974年高中毕业，十年“寒窗”，满打满算也只能算读了四年书，基础如何可想而知。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还可以自学，数理化本来就基本没有学过，根本不具备自学能力。放映队的任务很重，除了在镇上，每个星期起码要下乡三天，住在村里。因为前一次高考已经给了几天假期复习，这一次就不能再给假复习了。更为困难的是，1978年再也不是开卷，而是改为闭卷考试，并且还是全国统考。 　　决心既定，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做了。在这个什么都闭塞的穷山沟里，根本找不到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复习资料”，只好写信请在广州教书的舅父寄给我。记得舅父曾有一次将资料寄给他在我们县中学做校长的同学转给我，同时介绍我插到这个中学的“复读班”去复习。没想到待我找到这位校长的时候，他却说如果让我去快班则跟不上，去慢班又无必要。结果非但没有取到那一大叠资料，还给我泼了一大盆冷水。好在这盆冷水非但没有泼掉我的决心，反而还激发了我的意志。回到公社，听说公社的中学也安排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