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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全形拓名品鉴赏 　　全形拓是一种清代中期才出现的力求表现器物立体图形的最高难度传拓技法，经历了一个由释六舟等创始，陈介祺继承发展，民国周希丁、马子云等融合西方绘画理念将其推向极致，同时又因西方复制技术的传入而急剧走向没落的发展过程。如今这门技法鲜为民众所知，仅文博单位及极少数民间爱好者依然在坚持，虽未失传，但也处境堪忧。有清一代金石学繁荣，山东籍及宦游山东的金石学家名家辈出，在中国金石学史上抒写了浓重一笔。因地理之便，山东博物馆收藏有全形拓百余件，原器多样，簋、鼎、壶、钟、爵、弩机等不一而足，更难得的是多系名器原拓、名工手拓、名家监拓及题跋本，为难得一见的精品。 　　一、阮元藏器并监拓本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怡性老人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多地巡抚、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太傅等。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嗜好古物，收藏丰富。 　　阮氏藏器多名品，其中虢叔旅钟、格伯簋、寰盘、汉双鱼洗并称家庙四器。周格伯簋，传世四件，阮氏得其一，铭文七十一字，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拓本（图一）出自僧达受（1791-1858）之手。其号六舟，今浙江海宁人，嗜金石，擅全形拓，是早期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阮氏等金石家关系密切，阮氏更以“金石僧”相称。拓本上铭下图，俯视构图，比例合理协调，尤其是椭圆形器口两端过渡自然，无偏尖失真的通病。通幅以六舟擅长的淡墨施拓，立体感强，花纹等细节清晰自然，最出彩之处是兽耳栩栩如生的动态得到极好体现，是难得的早期佳品。 　　周虢叔旅钟，长安出土，共七件，阮氏得其一，铭文八十六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拓本（图二）平视构图，虽图铭合一，字口却非常清晰，胜过诸多传世拓本。更珍贵的是有阮氏、张廷济手跋。“虢叔大林钟海内有三，元所藏者铸工最精，审当家庙初造时于后东壁留空留石板于版内，凿二孔用铜索穿钟系于石上，工毕加砖楣。凡多器皆如此，不可挪移一寸。精于拓者始能拓，或撞之，其声铿锵可听，不多撞之也。女婿吴修梅昔馆庙口时拓此本，今多年矣。道光丙午秋，怡性老人六十三。”（钤印“太傅”）“嘉庆八年癸亥，淮南公得此钟，招廷济观于浙江节署，维时正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盖研究吉金文字时为最盛。吴铁琴州守为公之婿，丙戌之春甥馆时拓得，属为记之。道光丙午六月六日。嘉兴七十九岁老者张廷济。”（钤“张廷济印”等）张氏（1768-1848），字顺安，号叔未等，浙江嘉兴人，精金石考据之学。阮氏任职浙江时，二人交往密切。吴氏，字拟丁，号铁琴，浙江平湖人，阮氏佳婿，与张氏、何绍基等来往密切。鉴赏印“筱麓眼福”印主丁彦臣（1829-1873），浙江归安人，宦游山东十余年。精鉴赏，富收藏。此拓本或即其任职时携来山东。 　　周寰盘，有铭一百零一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汉君宜子孙洗，底部铭文饰有寓意吉祥的双鱼，为汉洗精品。拓本对屏（图三）有赵世骏手书，一为录阮氏《钟鼎彝器款识》铭文释文，一曰“君宜子孙洗。去岁项君季雯自扬州来，遗余阮氏四器拓本，余既付工装池讫，乃考《积古斋钟鼎彝器》录释文于上端，独不得此洗，意者其成书后所得舆。余与钟鼎款识文字多不错意，窃以为汉魏晋唐出者绝少，宋明后出者何多也。又常见释其文者宛转求通，仍不可?裕?故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所谓素弁陋行乎弁陋耳。辛酉四月山木庵记。”（钤“赵世骏印”等）赵氏（？1927），字声伯等，江西南丰人，官内阁中书，喜金石，擅书法。得于项氏时当是整套拓本，惜馆藏仅半璧。其构图一致，比例协调，用墨浓淡结合，立体感强，不失佳作。但在器形细节上，寰盘拓本不及汉洗拓本细腻生动。拓工萧子飞，失载，据传世拓本来看当与亦佚传的丽生等同为阮氏常用良工。 　　早在民国时，家庙四器全形拓真迹已经非常稀见。此四件虽分属三家，但皆阮氏监拓。且或名家手拓或名家题跋，也可谓珍贵。 　　二、刘喜海藏器并监拓本 　　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吉甫等，今山东诸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嗜金石，宦游陕西、四川等地时所获颇丰，著有《清爱堂家藏钟鼎器款识法帖》、《长安获古编》等。 　　1、周毛公鼎全形拓 　　毛公鼎，陕西岐山出土，铭文长达四百七十九字，为已知青铜器之最，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出土后辗转归陈氏，又为端方、叶恭绰、陈咏仁递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斋得此重器后，“秘不示人，有以五十金购其打本，亦不能得”。吴大潋也颇感慨地称，拓本“至不易得，尤为可宝。”王国维评毛公鼎诸家拓本时评，“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新拓此鼎皆不佳，惟陈氏拓最精。”“上纸有极难者，鼎腹为甚，必须使摺皱不在字”，器小空间小文多的毛公鼎更是如此。为此，簋斋分边单侧上纸且在拓纸四周剪口。初时他单侧也需要将拓纸分成两段，随着技艺的提高，后来易为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