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国家城市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化解途径.doc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也是城市化进程加速的30年（城市化水平从20%不到跃至45%左右），据权威研究机构推测，到2030年，中国大陆将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毋庸置疑，城市化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和提高，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进步。 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矛盾，日前，本刊记者拜会了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教授，请他就这些矛盾的分类特点和解决途径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国家转型期城市社会矛盾的特点与解决途径 上海大学教授 邓伟志 本刊记者 叶治安 转型期城市社会主要矛盾 叶：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但由于客观因素相异，所以其特点和性质也有所不同，就你所见，当前中国大陆城市的矛盾通常有哪几类？ 邓：一般说来，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分为五类：1、劳资纠纷；2、征地补偿；3、拆迁安置；4、企业改制；5、司法不公。如果面再宽泛一些，也有分为十多类的，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涉法涉诉、退役问题、文化、教育、生态环境、金融证券、卫生、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但不管怎么分类，这都是活生生的、确实存在的社会矛盾。不过，我觉得如此分类属于是浅层次的，因为它们大多仅是诱因，是导火线，有些社会冲突的表象同本质是有距离的，有当事人是指山说磨，指桑说槐，气出在眼前，根子却在后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中国大陆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有一个时期，犯罪率很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十年翻番，群体性事件的增幅远远大于GDP的增幅。社会矛盾的多发与激化，决不是政府和人民所期望的，也是同我们国家的性质、制度和地位所不相称的。社会矛盾的多发与激化，也提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 叶：你刚才说上述社会矛盾的分类是浅层次的，那么你认为如何分类才算是深层次的？ 邓：概括地讲，应该是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文化矛盾三大类。 叶：能否具体地展开一下？ 邓：那先从贫富矛盾说起，因为这是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的。 众所周知，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不论东西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美国的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科瑟尔，L.A.)，都认为社会冲突同经济利益的差距成正比，二者有很高的相关性。 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不论是官方的计算还是学者的计算，抑或是外国的计算，都是很大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均厌”的情绪值得重视，即对“人均提高”了多少多少不感兴趣，甚至冷漠，厌恶。“人均”自然是永远都需要的，可是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平均数的效度、信度在下降。有个顺口溜：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在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是有害的；在改革开放后，应当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据研究资料表明，最近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纠纷占各类纠纷的比重在上升，增幅在加大。2008年累计未结的劳动争议案有10．4件。劳资纠纷，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是个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个社会结构是不是橄榄形的问题。 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社会保障服务是国家免费提供的，或者说补助的程度很高，可是现在这种保障机制是大大地弱化了。比如，1988年，国家为每个国民支付66%的医疗成本，到2002年却仅仅支付22%了；住房福利分配也已经大规模缩减了。这样的结果是，对中等收入家庭和20%的最穷困的家庭来说，教育和医疗的成本成倍上升了，这是否也可算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因素？ 邓：当然，所以邓小平曾多次倡导“共同富裕”，一再提出“防止两极分化”和“避免两极分化”。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进一步指出要“消除两极分化”。这里的“消除”二字值得玩味。是不是意味着“两极分化”已露端倪了呢？ 贫富差距过大涉及到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大小如何估量？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怎么定？由谁来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距以多大为宜？这都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肯定不行，卖茶叶蛋的吃不起白鸡蛋，恐怕也不行。穷人一家的年消费水平抵不上富人家的一条狗的年消费水平，能容忍下去吗？中国有句话，叫做“穷鼠啮狸”，意思是肚子饿的老鼠敢咬比它厉害的野兽。日前，电视里播放了一个案件：一个人三天没吃过饱饭，饿极了便去抢劫，结果被抓而且判了刑。法律只问结果，只以法为准绳，是对的，可社会学不能只问结果，不问缘由。这缘由是什么？大家想想看。缘由也就是源头，人们常讲“从源头上”抓起，我们该从哪里抓起呢？ 对当下的贫富差距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