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之一）_0.docVIP

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之一） 　　十八世纪大本营在扬州的盐商，他们的经营范围扩及华东与华中的大部分，无疑地可以说是 中国 资本家中的佼佼者。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广州公行商人举足轻重之前，扬州商人就夸称个人财富与累积资本之雄大，超越在帝国内任何个别的工商群体。像公行商人一样，他们将其财富与权势归因于政府所给予的独占垄断权。然而他们与公行不同之处，是他们的财富直接从国内贸易中取得，完全未受到欧洲贸易 方法 的 影响 。因此，扬州盐商提供了我们一个中国内有的商业资本主义形式的有趣 研究 案例。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探讨食盐贸易的组织，期能确定扬州盐商的数目；同时估计盐商的利益及其财富的规模；研究他们的生活形态、文化表现及 社会 流动；并且尝试解释为何虽存在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但盐商却未成功地 发展 出成熟的资本主义系统。本文虽只局限在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附带地反映出，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之前的商业资本主义一般状况。 　　　　　　一 　　清朝为了食盐的营运，将帝国分为十一个区域，总部设在扬州的两淮盐区包含了长江与大运河之间的地区，在产量与贩售利润很轻易地就超过其它地区。就字面上的意义而言，”两淮”是指淮河南北之地区；地理上而言，则包括除了长江以南的四个府外的整个江苏及河南的东南部，特别是还包括整个湖南与湖北。这广大的地区内大部分地方人口密集，又具有河川、湖泊与运河的系统，帝国其它地区是无法有出其右者。直到道光十年（1831）盐商专卖制被废止之前，所有的食盐营运的行政是由巡盐御史所领导，其头衔至1730年代时改为盐政，因为利益颇丰，所以向例是由内务府的满臣来担任管理。在他底下还有盐运使、盐道、运同、运副、运判、广益库大使、经历、知事、巡检与书吏等等，到十九世纪时单是书吏就填满了办公室的十九间房间。（注：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序文时间炎道光三年［1828］，但 内容 搜集了之后的文章），卷三十，〈会筹两淮盐务拟定章程疏〉，页52b。） 　　盐业贸易是由两个部门所组成，即生产与分配。在生产方面从清代开始有三十个盐场，每个场包含了一些盐田。每个场是最大的单位，其下还附属有许多小的”亭”，每个亭周围围著生产盐水与盐土的盐田与盐池。　　在淮北是用日照法从盐水中取得食盐，　　淮南则用煎煮（liviation）法取得食盐。淮南盐口通常连接著沼泽地，芦苇正可以提供煎盐的燃料。盐场渐渐合并而减少，到十八世纪末只剩二十三个。（注：《两淮盐法志》（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卷二七，页9b-10a。）淮北只有三个场，但是产量很大。淮南的二十个左右的盐场在规模与生产方面变化颇大。 　　名义上来说，灶户是亭和盐田以及周边沼泽的拥有者。明朝政府决定了灶户的财产权以及其生产与纳税的义务。因此 理论 上他们虽小但却是实质的拥有者，他们的义务是世袭的。随著时间的变化，这样设计好的小社会被资本主义的力量侵入。资源丰富的场商时常搜购破产的灶户财产或建立自己的亭。他们雇用自己的工人，也有一些是替代的灶户。至少在清代建立时，场商变成盐田拥有者，而且其它产盐的方法已经急速地展开了。（注：《两淮盐法志》（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卷二七，页1a-b。）有时他们进入了沼泽区或荒地。在1755年江苏巡抚庄有恭的章奏中建议806，181亩（译注：原作误记为806，081亩）的开垦地应该摊派给真正的而非名义上的拥有者，又说泰州公司的十一个盐场只有七个仍是灶户所有，其它三个中灶户的财产只占十分之一，另一个场除了一个是亭是灶户所有，其它全是商人所有。（注：《两淮盐法志》（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卷二七，页9b-10a。）道光九年（1830）负责改革盐政的两江总督陶澍估计，灶户和场商各拥有百分之五十盐场的所有权。（注：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三十，〈会筹两淮盐务拟定章程疏〉，页46a。） 　　盐业生产背后真正在变动的灵魂是场商。原来场商的功能是从拥有者与生产者手中购买食盐再配销出去。后来一些场商也变成了盐场实质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大规模生产者。假如能够准确地知道场商有多少人，那么估计场商的财产与累积的利润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这样的资源缺乏，再加上用辞上的混乱，如一些 现代 的作品将”场商”与”垣商”当成是同一个名词，这都使得困难度加深。（注：《清盐法志》（民国八年［1919］刊本），卷一五八，页1a。）”垣”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仓库或专用的场地，若不是由灶户与场商共同拥有，就是由政府建立的。（注：《两淮盐法志》，乾隆十二年（1748）刊本和嘉庆十一年（1806）刊本两书皆有公垣表，但除了是政府的仓库外，还有无法解释的垣。如临兴场内除了是政府的垣外，还有十二个这样的垣。很明显地，这种没有说明定义的垣是灶户和商人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