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互动关系的再反思.docVIP

　　海外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互动关系的再反思 海外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互动关系的再反思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三十余年来已经对大陆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引进最早、反响最大的翻译著作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下文简称夏著）。其英文版本早在1961年就在美国发表，此后被译成中文于1979年又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出版，而香港中文大学在200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乃在友联一九七九年版本的基础上，增收王德威教授《重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而成①。该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则要迟至2005年。不过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些到香港访学的学者以复印本的方式把刚译成中文出版的夏著非法引入大陆学界。从那之后直到今日的三十余年来，夏著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批评话语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碰撞和互动交流，成为最受关注的一部学术经典专著，而且成为一种文学现象②，它在大陆学界的成功也成为其他海外汉学家争相模仿的对象。不仅如此，以夏著为开端，海外鲁迅研究的部分成果也被译成中文在1981年出版③，随后夏济安、金介甫、李欧梵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性成果也在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和介绍，90年代后更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则被引进④。这些著作以异于大陆学术研究的鲜明异质性特征崭新的美学尺度与知识学系统，以及独特的话语方式及批评视角，深刻地参与到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知识学重建中，并对新时期以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体系的世界性现代性品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此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洪流中，并成为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海外汉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影响为切入点，尤其是在今日再重新反思和梳理海外汉学新时期以来在学界传播和流变过程，其中也暗含着对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关系的反思在里面，是当下学界亟须进行的一个工作。本文就拟以夏著被引介入大陆学界后三十余年间的传播与学术启示为个案，进行考古学式的源流追溯，并借此分析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优点和缺陷，也可从中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在三十余年来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浮躁幼稚，走向成熟独立的过程。 　　一 　　《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是作为国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果而被引进大陆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文化背景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中国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文化思想界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在此推动下，西方文学和现代哲学思想大量涌入和被吸收⑤。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承担着突破旧窠臼和单一方法论，通过破旧立新来实现学术的创新和现代化，以及尽快进入国际学术领域和国际化的重要任务⑥。当时大陆学界正苦于找不到学术创新点来打破5070年代政治挂帅的旧有研究模式，而对当时的大陆学人来说，作为西方学术代表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第一部由海外著名学者所写具有完整学术系统结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无论是在历史观、方法论还是批评范式上，均恰好为当时大陆学人提供了模仿学习与反思的全新切入点和契机。这也是它引起当时学界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夏著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即第三个十年）被遮蔽的现代作家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发现挖掘和高度评价，在80年代初期启发、激起中国大陆学界对40年代文学的重视和重新考察，这是夏著的一个首要贡献，亦是夏著观点被肯定的一个原因。唐弢曾指出：最近看到一些外国的材料，他们很重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段的文学。他们认为现在中国人写的文学史，包括我主编的那一部，二十年本文由.L.收集整理代、三十年代都讲了，讲得很多，他们现在就要看我们没有讲过的。有个夏志清写了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出一个钱钟书。香港说夏志清发掘出了中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没有注意的作家，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张爱玲。我们欢迎有人发掘，过去我们这方面工作做得太少了。⑦不过唐弢接着指出，张爱玲实际上是左翼作家发现的，并不是夏志清的功劳。其实夏著第十五章《张爱玲》的中文译文早在50年代初就由在台湾的兄长夏济安发表在其主编的《文学丛刊》上⑧，但是由于当时大陆和台湾学界之间特殊环境导致的文化隔膜，致使大陆学界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否则夏著在60年代挖掘张爱玲的开创性举动更要打折扣了。 　　虽然夏著对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启发性是多方面的，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文学史的写作范式上。夏志清在1963年反驳普实克的那篇文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中曾指出：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⑨然后再运用归纳的方法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文学史结论。夏著的这种以史带论特色显然给80年代初的学人以启示，唐弢曾以夏著为参照物来反思由他主编并于1978到198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缺陷，认识到50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