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权、抗辩权抑或解除权？--探析合同法第195条所定权利的性质易军.docVIP

撤销权、抗辩权抑或解除权？ --探析合同法第195条所定权利的性质 易 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上传时间:2004-1-13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据此，赠与人取得了在一定条件下不履行赠与义务的权利。不过，由于立法未臻明确，该条的准确适用亟待解决以下问题：赠与人所取得的此种权利究竟是抗辩权、解除权甚或撤销权？该权利行使的条件是什么？是否在所有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均可行使该项权利？赠与人是否可以请求返还赠与物？赠与人于其经济状况好转时是否仍应履行其赠与义务？当受赠人为数人时，赠与人应如何实施其行为？本文不揣浅薄，通过运用比较法与规范分析的方法对该条进行研究，以期为该条的正确适用与立法完善尽绵薄之力。 一、赋予赠与人穷困抗辩权的缘由 合同关系的发生以主体的复数性为前提，只有维系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才能使这一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联系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在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其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的利益平衡。而在无偿合同中，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1] 因此，法律对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的规制不能不存在差异。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趋于平衡。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在立法上往往通过严格赠与合同之成立或有效要件、减轻赠与人负责事由、限制赠与人的责任范围、缓和赠与合同之拘束力以及减轻赠与人之担保责任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2]如本来在原则上合同的有效阶段与履行阶段存在着先后之别，但对于实践合同，法律则例外的规定以债务人履行债务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另外，法律行为的形式一般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但对于某些特殊的法律行为，法律往往规定其应以书面为之，其主要理由乃以该法律行为关系甚大，或使当事人郑重其事，或图举证之便利。[3] 在世界上诸多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或者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或者将赠与规定为要式合同，其主要目的都是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蠓ǘㄒ迪智耙曰谠既ǎ乖肴瞬恢乱蚯樾鞒宥悸乔分埽橙挥υ式欢燃壑倒笾匚锲肺蕹ジ胨耍词芊缮系脑际馐懿撇系牟焕妗?scriptWriteZhu(4);再如在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采过错责任的立法例下，债务人本应就其一切过错负责任，即债务人应承担抽象轻过失责任，但鉴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各国立法往往规定赠与人仅就其欠缺普通人的注意负责任，即应承担重大过失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10条、《德国民法》第521条、《意大利民法》第789条即其适例。[5] 在我国合同法采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情形下，其第189条规定赠与人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作为债务人的赠与人的保护更为明显。 此外，当赠与人的赠与义务发生以后，由于赠与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赠与人赠与义务的履行将严重影响到其生产、生活或抚养义务的履行等，各国立法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往往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使其从其所负担的债务约束中暂时或者永久的解脱出来，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穷困抗辩权制度。[6]本来，在契约应严守原则之下，作为基于两个当事人的自由意思所形成的合意，赠与合同在其合法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与受赠人的效力，即赠与人既然以自己的财产与他人为无偿给予的约定，则嗣后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他都必须依约履行，但是由于赠与合同毕竟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双务合同的单方给予性，且“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毕竟不能作为对常人的要求，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民法本诸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抗辩权或与之具有同等价值的制度，允许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实乃“槿跽咧恢值赖禄娑ā薄?scriptWriteZhu(7); 二、各国或各地区立法例的考察 综观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法律规定，除法国民法将赠与与遗赠合并规定，并无独立的赠与合同制度从而无穷困抗辩制度以外，大凡建立了赠与合同制度的立法均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而对陷于穷困的赠与人提供救济，不过，虽然目标相同，但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各国或各地区立法却采用了不同的途径。概而言之，共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立法例： 第一、抗辩权主义。即在赠与人陷于穷困以后，赋予赠与人以抗辩权，此种抗辩权在学理上一般被称为穷困抗辨权、紧急需要抗辨权、拒绝赠与之抗辩权或赠与履行之拒绝权。德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民法采此立法例。如《德国民法》第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