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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名著要有分寸等 　　《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四大经典。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文字的差异，这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并未得到应有的传播和尊重。翻译是一个大问题，我上中学时学俄语，记得俄语将“胸有成竹”直译成“胸中有小棍”，很让人哭笑不得。《水浒》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翻译成英文，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书名登上美国当年的畅销图书榜，但译本中还是留有不少遗憾。单说那一百零八将的名字就很令西方人头痛，比如将花和尚鲁智深译为“PriestHwa”(花牧师)，将母夜叉孙二娘译为“NightOgre”(夜间的怪物)，不仅与原意相去甚远，其中文蕴含的神韵亦荡然无存。 　　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中华文化也日益受到西方人重视，四大名著也以各种形式漂洋过海。但这些故事由于其携带了巨大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印记，对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来讲，难免显得晦涩难懂。加上流行文化的冲击，对这些名著的传播也是五花八门，先是调侃，再到戏说，直到恶搞。 　　从调侃到戏说，国内也一直在搞，也有成功的例证。戏说历史的有戏说康熙，戏说乾隆，戏说四大名著的有《水煮三国》和《大话西游》。我以为只要分寸适度，调侃或戏说，或许是一种有趣的作法。但任何对原著的改编都有底线，即尊重原著的基本故事脉络和人物风貌。现在大行其道的恶搞，是戏说的一种升级，但已完全变了味，让观音嫁给唐僧，把林黛玉写成妓女，将刘、关、张描化为女性，不仅完全扭曲了原著，并且会给对原著毫无了解的读者造成灾难性的误读。 　　四大名著的流传，几百年来有极好的普及形式。除了书籍，还有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电影等等。幼年的我，就常常蹲在小人书摊看一分钱一本的连环画。无往不胜的孙悟空，喜欢耍小聪明的猪八戒，一心向西天取经的唐僧，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一个个人物，而且成了鲜活的玩伴。再大一点，开始看《水浒》，看《西游记》，看《红楼梦》，到后来成为作家，看过的书籍不计其数，但这四本书和书中的人物已是不可替代的文学记忆。 　　对于当下流行的调侃和戏说，我往往对其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只觉得是现今流行文化的必然产物。这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人们从对传统的膜拜中解放出来，对传统思维有所解构，变换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经典加以审视。不利的方面也很明显。经典是人类历经千百年沉淀的精神遗产，恶搞经典我是不赞同的。它固然对于已经有了足够鉴赏力的人是没有杀伤力的，然而，一切阅读和记忆都有先入为主的特点，对于初看经典的少年人来说，铺天盖地的、毫无节制的恶搞会对经典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造成无法补救的损伤和破坏。 　　此外，没有底线的网络恶搞会降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阅读和文化水准。更遑论对于四大名著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异邦，恶搞亦有伤于世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伤中华经典文化的传播。 　　但似乎对这种现象也用不着太过恐惧，它就像一阵风，刮了也会逝去，就像曾有人给美丽的《蒙娜丽莎》画上了两撇不伦不类的胡须。名著是搞不垮的，人们现在瞻仰的仍然是摆放在艺术圣殿中的那幅名画，高贵的蒙娜丽莎依然带着神秘的微笑俯视人间。(北京　柯云路) 　　 　　不要放任恶搞名著风潮 　　 　　关于恶搞，我的认为是。即便搞者们强辩他的搞法没有恶意，至少不能算是很善的吧。至于它究竟恶在哪里，问君能有几多恶，这得看它于现实中制造了几多恶果。日本人素有作恶的天赋，发明恶搞理所当然，“KUSO”一词原是“粪便”的意思，粪便者爱用污秽的物质亵渎神圣和清洁，想来也是出于天然的兴趣和习惯，本可以不必理睬，但它搞出了国界，搞到别国的文学名著的头上，这便应该给它打一个招呼了。 　　而且这招呼早就该打，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战场上投降不过几年，该国的动漫大师手家治虫就从《西游记》中搞走一个《我的孙悟空》，恶搞从此发韧，那时中国事多，顾不过来追究，这并不等于永远无限的由它搞下去。半个世纪以后，恶风果然加剧，TAKAYASHIKI的游戏日商开发的《红楼奴隶馆》，林妹妹的妈妈与外国人通奸，堕胎不成生下阿黛，因酗酒与疾病而死，林妹妹就被卖进红楼馆做了性奴隶。至于《三国演义》里刘、关、张如何变性成了风骚女人，《西游记》里唐僧和猴大徒弟如何与异性做爱，佛教大肚能容，也就容了，然而任意糟践《红楼梦》，这种恶搞可不可以容他搞下去? 　　缘于此事，有诸多的怪事值得思考，其一，日本有自己的《红楼梦》，紫式部写的《源氏物语》也算世界古典名著，书中要公子有公子，要小姐有小姐，日商为何不让他们的妈妈与外国人通奸生女?其二，日本人把中国的文化遗产变成粪便卖给中国，中国人竟乐滋滋地买，乐滋滋地看，乐滋滋地笑；其三，并且乐滋滋地群起而效优，君不见中国人自己恶搞的《大话红楼》奋起追日，全副武装还打上中药的广告：“开胃大餐、通便利尿”，号召国人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