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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源于《诗》赋体之辨考 　　[摘要]立足《诗》的文本资源，逐篇辨读，宏观审视与微观考析相结合，我们发现汉赋文体乃“《诗》立其本”的史实(“根蒂”)，得以破解“风赋比兴雅颂”六种诗体(“六诗”)内在联系之谜，挖掘出研究赋体渊源之矿藏资源。因揭示出赋史研究之“原始的隐藏”，汉赋源于《诗》赋体始得探明。 　　[关键词]《诗》赋体　辨读　六诗　汉赋　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152－05 　　 　　《汉赋源于(周礼)“六诗”之赋考》(以下简称《“六诗”之赋考》)云：“古今学者对汉赋源起的解说甚多，影响较大者至少有以下几种观点……或认为赋自《诗》出，赋、比、兴为三种表现方法，《诗经》中已有‘赋体诗’，汉赋即源于《诗经》中的‘赋体诗’。”并加注释2日：“陈元胜《诗经辨读――国风小赋》，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90页。”其实，拙著《诗经辨读(国风小赋)》一书里的这篇“学术专论”，即题为《“六诗”辨说》。 　　《诗经辨读?例言》“五、学术专论，解决疑难问题”条目云：“揭示‘六诗’真相，探索汉赋源流，实为解开《诗》学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研究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系列疑案之谜底。汉赋渊源，由于文献材料的匮乏以及研究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迄今未能论定。全面系统地综合考察《国风》里的赋篇，有助于揭示‘赋者古诗之流’的谜底。《国风》小赋实乃探索汉赋渊源之丰富的文献材料(文本资源)。然而，文学史家们历来或视而不见，或缺乏作出全面考察。本书逐篇辨读《国风》百六十篇后，欣喜地看到赋篇数目过半。《国风》小赋凡八十六篇，是为本书篇目。逐篇辨读之后，有学术专论两篇：(一)《国风》小赋论；(二)‘六诗’辨说。”《例言》强调“立足《诗经》文本，探索《国风》小赋。本书学术专论所解决的疑难问题，倘若没有本书逐篇辨读的研究成果，是无法找寻到答案的。” 　　《诗经辨读》出版之前，著者撰有《诗品辨读》。《诗品辨读?钟嵘(诗品)辨释》“诗有三义”条目中指明：“从《诗》学诠释到诗歌创作‘三义’理论的觉醒，最早脱颖而出的显然是齐梁时代钟嵘‘诗有三义’的诗论。(参见拙作《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华南百岁老诗人李育中教授写于1992年夏天的《诗品辨读?序》曰：“有关‘三义，方面，一语中的地指明不是讲《诗经》这一本书，而是指诗歌的一般创作方法，这就使人大开茅塞了。”黄天骥先生1996年11月写的《(诗经辨读)总序》云：“前几年，也就是陈先生潜心研究《诗经》的时候，学术界曾出现过一阵‘方法热’……在‘热’气腾腾的时候，我很欣赏陈元胜先生能坚持扎实的学风。我也曾拜读过他在前几年写成的《诗品辨读》一书，该书考索精审，条分缕析地帮助读者弄清楚《诗品》的疑难问题。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当年颇有‘顶风’的意味。继此之后，陈元胜先生又完成了《诗经辨读》。两部书，既可说是姊妹篇，也可说是著者求实求真治学作风的前后辉映。”黄天骥先生的鼓励，更坚定了《辨读》系列“著者求实求真”治学的步伐与信念。 　　《诗经辨读?例言》云：“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说：‘史家的责任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但事实的历史之真往往隐藏不见。’《诗》的真相隐藏不见，同样大体可归纳为‘原始的隐藏’与‘意识的隐藏’两种方式。前者由于史料的缺陷，后者实乃说《诗》家们的‘成见’。”又云：“宏观审视与微观考析融为一体，实乃本书奉行的辨读宗旨与研究方法。具体落实在两大方面：其一，逐篇辨读。揭示诗篇真相；其二，学术专论，解决《诗》学乃至古典文学研究诸疑难课题。”把“六诗”说成“六义”实即历来说《诗》家们的“成见”之一，以至于钟嵘《诗品》脱颖而出的“三义”说(兴比赋三种表现手法理论)，或被视而不见、千年搁浅，或遭人疵病质疑。 　　《周礼》称“风、赋、比、兴、雅、颂”为“六诗”，《毛诗序》径改称为“六义”：一字之改动，不作任何说明。《毛诗序》只能强释“风、雅、颂”而无以对“赋、比、兴”做出确释。“六诗”古义湮没，遂令后世众说纷纭，有待我们去探索求其“真”。唯其如此，拙著《辨读》系列两部书：先有《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在其前(即《诗品辨读》)，随后有《“六诗”辨说》与《国风小赋论》(即《诗经辨读》)。立足于《诗》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赋体篇章，我们不难发现赋(汉赋)文体乃“《诗》立其本”的史实，挖掘出研究赋体渊源之丰富的矿藏资源，揭示出赋史研究之“原始的隐藏”。仅就《诗-国风》而言，有赋体(可谓之“小赋”)凡86篇，占《国风》篇目总数的54％之多。具体篇目详见《诗经辨读(国风小赋)》一书。刘勰《文心雕龙》既说赋体乃“《诗》立其本”(《宗经》)，认为屈原作品是“辞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