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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商事法规颁行的背景、影响及评价 　　 [摘 要]清末一系列商事法规是在绅商阶层的形成、重商风气的兴起以及全国上下认识到制定商事法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背景下颁行的。近代商事法规奠定了中国商事法制建设的基础，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但由于执法和司法环境的局限，使得清末商人的营商环境仍然十分艰难，商事法规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限。 　　 [关键词]商事法规 背景 影响 绅商阶层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88-08 　　 　　自战国秦汉以降，虽然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上一直很活跃，但在“荣宦游而耻工贾”的文化氛围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始终居四民之末。宋代文人陆游在家训里告诫子孙“无论如何，然不可不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食，为市井小人之事。”[1] 甚至到了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穿?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纱。”[2]（P289） 在生活服饰上做出这样的分别，商人地位的低下可见一斑。这种抑商的风气到明末清初才开始有松动的迹象。据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云：“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仅在次着”；而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奏折中说：“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然而，商人地位的真正转变则发生在20世纪初期，随着绅商阶层的形成，重商风气的兴起，以及清政府一系列商事法规的颁行，使得商人的法律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近代商人在“商业救国”的语境下，虽然社会地位较之传统社会大为改善，但由于清廷急功近利，立法时间仓促、法律内容简陋，加之执法和司法环境没有明显的改善，商人营商环境仍然十分艰难，各项商事法规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 　　 　　一、清末商事法规颁行的社会背景 　　 　　（一） 绅商阶层的形成 　　在传统中国，社会制度并没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开辟出一条双向通道，往往是有权者可以凭借权力寻租而致富，但有财富者却未必能获得权力。那些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商人，由于受到重农抑商、崇本抑末观念的影响，社会地位长期以来都比较低下，处于“四民之末”。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商人们拥有进入政界的合法权利，同样也不允许官员有充分的合法权利来进行雄厚的资金积累。 　　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全球工业化浪潮席卷东来，商人的地位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①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新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包括买办和商人，也有博取功名的士子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官绅，在当时，这个阶层被称之为“绅商”阶层。由于兴办实业上的成功，使得他们在当地甚至全国名声显赫，取得了法律所没有赋予给他们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例如，当时商人集团中较为著名的有以经营钱庄和票号为主的山西商人、足迹遍及全国的徽州商人、名声远扬的江淮盐商以及广东行商等等，它们在全国既享有盛誉，又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扶持，因而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些绅商阶层与传统的商人阶层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但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在社会经济领域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活跃在政界和思想界，与清朝的各级官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绅商阶层里，既有先具备功名地位再从事工商业者，也有先具有商人或买办身份又复厕身官僚行列的人。前一类的代表有孙家鼐、陆润庠和张蹇。① 他们都是曾经获得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后来又转而从事一向被视为“贱业”的工商业，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已经由轻视工商业向重视工商业的风气转变。而后一类的代表则有胡光墉、盛宣怀等人。胡初为银号商人，后因协助官军剿灭太平军有功被授予官职，人称“红顶商人”。而盛宣怀的事业则更为轰轰烈烈一些。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其势力遍及轮船、电力、纺织、冶炼及银行业务，并曾获实授邮传尚书等高级官衔。这些人亦官亦商，在政界、商界双栖，地位和身份既特殊又复杂。他们大多数都熟悉中国官场的种种陋习，具有周旋于官府必不可少的丰富经验和技巧，这使得他们颇能见信于官府，并能在必要的时候争取官府的支持和保护，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官府的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 重商风气的兴起 　　如果说绅商阶层社会地位的崛起，在社会上起到引领潮流的示范作用的话，那么令清朝统治者创痛巨深的鸦片战争，由于被认为是由一向漠视对外贸易所引起的，便引发了社会舆论将贸易与国家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无限想象，并迫使人们去重新估量商业和贸易的作用，重商风气在全社会迅速凝聚。在当时，一些具有商业背景的人如王韬、容闳、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