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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东的地方自治与顺德地方精英 　　[摘要]在清末地方自治政策下，以开展地方自治启蒙活动为目的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在广州成立。为响应此举，省内各，村的地方精英也纷纷加入该社，并在各自的家乡成立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是以乡村内各种慈善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即有力宗族为领导而实行计划的。 　　[关键词]清末地方自治　地方精英　广东　顺德　宗族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121－06 　　 　　1907年11月，即清朝在各省开设谘议局的两年前，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以下简称研究社)在广州成立。该社是“法政团体”之一，其宗旨是开展地方自治宣传启蒙运动和推举社员进人谘议局；其社员先后当选广东谘议局议员者达39位(议席总数为94)，广东光复后又有6名当选省议会议员。贺跃夫对从研究社成立到广东光复这一时期进行动态考察后认为，研究社的“重要人物、领导人”是清末广东预备立宪政策中的骨干。而邱捷认为，光复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实行“高压、暴力的”乡村统治，尤其清乡政策招致人民不满，因此不得不依靠“地方精英”维持乡村统治。 　　有关光绪末期“地方精英”的人际关系，田中比吕志曾对江苏谘议局成立前出现的“法政团体”及参加这些团体的“地方精英”进行研究，论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参与谘议局的动机。田中从四个方面界定了“地方精英”的概念，即“接受过教育并通过科举获得一定身份”、“因曾在同一学校留学而结下‘学缘’”、“曾替代国家权力承担对社会的公共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前已形成作为‘领导群体’的政治势力”。田中认为，“地方精英”之所以加入“法政团体”，是因为他们认为充分发挥“私德”即可维持地方公共利益，并希望通过地方自治来实现地方社会发展，故此参与规划地方自治；而地方社会也对他们寄予厚望。田中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清廷吸收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地方精英不仅遵循了清廷的政策，同时对地方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田中还指出，在江苏谘议局议员选举中，得票较多的还有一些非“法政团体”的成员，并认为他们体现了“其个人所属一族在地方上拥有的威信、经济实力或者声望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区别于“法政团体”成员(即“地方精英”)。对于这些“法政团体”成员和谘议局议员，田中没有从宗族或传统乡绅的角度进行考察。谘议局是以全省为对象的；各地为召开谘议局而成立的法政团体，其成员尽管受立宪和地方自治等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但其自身仍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利益色彩。不过，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研究就清末新政时期成立的这些法政团体成员的个人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探讨。 　　经笔者确认，广东全省有389人加入了研究社。也就是说，还有300多位社员并未进入贺跃夫研究的视野。本文将这389位成员分为三类，即参与研究社的设立且任领导职务者；曾留学习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并任机关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记录》的撰稿及编辑者；其他普通社员。并选取广东省顺德县大良出身的社员为对象，通过考察其家庭情况和社会活动，来探讨300多位普通社员加入该社的契机及其相互关系。另外，上述第一类社员相当于贺跃夫所说的“重要人物、领导者”：对于他们，本文也将探讨其人际关系，并藉此考察其与第三类社员的关系。 　　 　　一、广东自治研究社的领导群体 　　 　　研究社成立后，梁庆桂任社长，副社长则有张树根、许秉璋、易学清、杨晟、卢乃潼等。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透过收回粤汉铁路运动予以探讨。 　　1900年7月13日，清廷准盛宣怀奏，以4000万美元将粤汉铁路修筑权转让给华美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随后，该公司铺筑了石围塘(今广州市荔湾区芳村)至佛山段(双线)、佛山至三水段(单线)共计约160公里的铁路。1904年，该公司未经清廷同意。无视不得转卖铁路股权的规定，试图将2／3的股份非正式地卖给比利时的辛迪加。两广总督张之洞和盛宣怀由此开展了收回筑路权的运动；而在该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据说是梁庆桂、吴道?F、黎国廉等广东地方精英。翌年8月，清政府以675万美元外加相应利息成功收回筑路权，但又面临新的问题，即收回的筑路权应归官办还是商办。1906年1月，广东当局决定“粤汉铁路需款，为数甚巨，前经订立官款、公款”，三成费用以粮食、船舶等捐税及炮台建设经费充之；并将此传达给铁路总局，令其务必征得省内绅商赞同。同月12日。官员、绅商等在广州广济医院集会，官方出席的有王秉恩等十几人，绅商则有梁庆桂、黎国廉等六七十人。绅商们反对增税，主张铁路商办。《香港华字日报》对会议情形报道称，“讨论在官则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商则以强取于民，不如乐输于民，且以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