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升级与发展：三维制度创新.docVIP

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升级与发展：三维制度创新 　　 [摘 要]澳门长期实行的博彩专营制度积弊日深。打破市场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竞争性的市场制度创新，促使澳门博彩旅游业迅速崛起成为最具规模的世界级产业。自由行的外部性制度创新，则为澳门博彩旅游业打开了最具潜力的客源市场。市场竞争推动下的企业制度创新，正在加速澳门博彩旅游业从传统的“蒙地卡罗”向现代化的“拉斯维加斯”转变。三个维度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澳门博彩旅游业及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 　　 [关键词]澳门 博彩旅游业 专营制度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 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86-05 　　回归6年来，澳门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彻底摆脱了回归前连续4年的经济低迷和负增长局面。澳门经济的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博彩旅游业的超常发展，而博彩旅游业的超常发展则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的推动。本文力图从博彩市场制度、区域经济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三个层面，来分析制度创新促进了澳门博彩旅游业发展。 　　 　　一、竞争性市场制度创新创建最具规模的世界级产业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关于交易费用与产权关系的理论为基础，从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及假设、动因和内在机制、过程和路径依赖等方面，建立起了整套的制度变迁一般理论模型。简单地说，在诺思看来，随着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交易费用上升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进而产生外部利润和预期收益函数发生变化，需要通过产权调整和制度变革来使外部利润内部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一个能够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根据诺思的理论思路来分析近年澳门博彩业的变革和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从1847年颁布准赌的口头法令算起，澳门博彩业已有160年的历史。纵观澳门博彩制度变迁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为第一阶段，虽然1937年起出现了泰兴娱乐总公司等专营赌场，但政府并无成文的博彩法律规范，基本上仍然实行自由放任的体制。以1961年2月葡国海外省颁布准许澳门博彩合法化的正式法令为标志，进入了实行博彩专营制度的第二阶段。从1961年起，由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简称澳博）承投专营，并连续获得专营权，形成了独家垄断经营的博彩市场。1986年，澳门立法会通过新的博彩法，批准与澳博的专营合约延期至2001年底。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以后，开始着手改变博彩专营制度，打破独家垄断，实行有限度赌权开放。2002年2月，经过世界各地21家公司的激烈角逐，澳门特区政府最终选定批出3张赌牌：一张由独掌澳门赌业40多年的何鸿?鱿壬?的澳博夺得，一张由美国西岸赌王史蒂夫?永利旗下的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永利）夺得，最后一张落到了香港商人吕志和家族的嘉华集团与美国威尼斯人集团合作的银河娱乐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河）手中。由此，澳门博彩业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垄断竞争体制的新阶段。 　　在实行专营制度的40余年间，澳博对澳门博彩旅游业及澳门整体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仅以税收为例，1961年至2002年，澳门博彩税总收入不断增长，从200万澳门元（简称元）增至77．66亿元。[1] 在1990年代，澳门政府约一半的年度收入来自博彩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10%以上。此外，在专营合约的约束下，澳博还承担了一些澳门交通设施、公用事业的建设和金融平衡等任务，对改善澳门的营商环境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垄断性的制度安排毕竟有违市场原则，长期保持独家垄断经营必然会使积弊日深。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周边竞争环境的改变，专营制度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一，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压抑了发展的活力。垄断经营者在达到长期利润最大化均衡后，失去创新和进取的动力，因而产生了惰性。从专营中获得的高额利润流出博彩业、流出境外，使旅游博彩业严重失血而发展后劲不足。其二，外部利益流失严重，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博彩业所派生的外围利益非常丰厚，尤其是近10年来叠码式回佣泛滥，每年数十亿元落入回佣灰色地带。由于赌场利益分配不均，导致高利贷、勒索、娼妓、贪污、凶杀及黑社会泛滥成灾，并由此产生恶性循环。这严重影响了澳门社会治安和市场稳定，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其三，产业结构难以调整，不利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稳定。由于澳门政府库房主要依赖博彩税收，在专营制度下，政府受制于一家，高资产专用性导致高交易费用，因而产业政策调整的空间很小，难以推动澳门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其四，国际竞争力下降，面临的竞争威胁越来越大。专营制度造成的市场垄断，导致了澳门博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