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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5则 　　中国应该对内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近期的《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开放，而目前改革的困局就在于封闭。中国还应对内开放。 　　郑永年说，人们把中国前面三十年的历程称之为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实际上，对内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开放。这里所指的开放就指的是对内开放。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国改革停滞不前的局面而言的。 　　为什么说中国内部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开放?开放就是向社会的各个群体开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过程。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就可以昭示内部开放的重要性。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也曾经想开放国家的经济过程给地方和社会，但因为中央官僚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开放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因此只能走政治开放的道路，即直接绕过中央官僚阶层，付诸民众。这就是俄罗斯民主政治的起源。民主化立即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但国家的经济过程并没有因为民主化而向人民开放；相反，大部分从原来体制的权势人物转而成为黑社会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这种情况直到普京时期才有所遏制和好转。 　　中国的发展模式很不一样。中国采用的是渐进模式，就是说先把经济过程逐渐开放给体制外的社会群体，进而把政治过程也开放给体制外的社会群体。这是一种先不触动或者少触动既得利益，而在体制外造就新的利益，从而对既得利益构成巨大压力的改革方式。 　　改革之初，因为从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部分的既得利益在城市，中国因此先把经济过程开放给不存在既得利益或者既得利益比较容易克服的农村。这就是农村改革的起源。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既产生了压力，也提供了条件。同样，在城市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策略是先不动国有企业，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块非国有企业部门。如果中国先动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导致前苏联的情况，因为国有企业当时是最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发展非国有部门就是向社会开放。同时，在改革国有部门时，中国也是采用分权方式，即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地方在被赋予了充足的经济动因之后，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改革。 　　在体制外先进行改革，产生新的利益，从而对体制内的利益产生压力，得以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在经济领域内，如果没有发展出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很难想象体制内的改革会发生。明显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大改革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之所以能够发生，一是因为来自非国有部门的压力，二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部门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大量民营企业家，出现了私有产权。同时经济发展也为中国造就了各种类型的中产阶级或者中间收入阶层。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政治过程就必须包容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必须保护这些新兴阶层的财产。这就导致了政治改革，即通过修改宪法和通过《物权法》来保护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各类财产，同时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影响政府的政策。在很多方面看，中国出现了向开放的一党制发展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已故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根据对西方发达历史的观察，发展出一个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稳定久了，就会产生很多分利集团，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办法就是从现存体制中取得最大的自我利益，反对和阻碍进一步的改革。中国目前也面临着奥尔森教授所说的情况。 　　在经济层面，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好得多。改革需要成本，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劳动保障等等)，在很多年里，社会改革一直被视为是改革的重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也都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并立志改革。然而，改革进展并不理想。社会改革需要很大的财力。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一句话，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政治上也是如此。放眼望去，官僚和商人占据了各级政协和人大的位置，很难找到几个来自社会大多数的代表，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农民工。尽管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多年来强调弱势群体的政治重要性，但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代表性还是极其微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面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发展极其不平衡。工商界本来就是权势阶层，当他们组织起来之后，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工人组织仍处于弱化状态，农民组织还是被禁止。 　　郑永年说，要推动进一步的改革，逻辑只有一个，就是向社会再开放。只有一个开放社会才能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一个持续开放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中国道路”的成功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