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投诉书简两则（１９７５―２００１）.docVIP

申诉、投诉书简两则（１９７５―２００１） 　　申诉信（1975） 　　 　　敬爱的领导同志： 　　我于1961年在香河中学初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当时刘少奇卷起的一股资本主义逆流正在泛滥，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走资派当队长。他由书记降为队长，不但没有改造思想，反而和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王全及其儿子王宗雨、反动伪保长孙茂的孙女，在一贯道待??模ù舜ψ旨２磺濉?―编者注）传师王建（当时由于钻进队委会当会计搞五风，戴上反革分子帽子）支持鼓动下结成一个偷粮盗库集团，进行偷粮盗库活动。在生产上大搞三自一包，打击压制广大贫下中农，引起广大贫下中农的愤慨和仇恨。我回家的时候，这个班子是争取过我的，但是我由于群众舆论和自己观察，拒绝他们给我的会计职务，而坚决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反对他们了。四清运动开始后，我和四清积极分子夏宝荣、马忠、马广生站在一起，工作队也相信我，常让我发言写批判材料。当然走资派问题不少（贪污钱、粮各上千数、解放前后都勾结地主付富），全公社开了批判大会，而本队的盗库集团也揭发出来了。退赔以后全撤职了，马忠、夏宝荣当了队长。但这些被整的人却对我怀着仇恨，他们勾结一个由大车运输工会回家的史××，此人被公安局搜查过，搜出些脏物，搜查过他家的公安局工作人员杨俊生同志曾和我共同干过几天活，向我了解过情况，因此史××和（对）我意见非常大。他在四清期间用请吃请喝手段当了三个月贫协，在他当贫协时正搞阶级复议，于是这些人蒙蔽了工作队，利用假材料和逼供信手段把我家的成分由中农化（划）为地主了。我家的经济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父亲王春林从十三岁就上糖房学徒，以后又上过学，又当过铁工厂学徒。从1946年起就当小学教员，直至1963年申请回家支持农业。我母亲是贫农出身，十五岁和我父亲结婚后始终参加田里劳动。当土改前三年，我家只有土地七亩半，园子三分，三间正房三间厢房，驴一头花轱辘车一辆，当时因为地少不能维生，又租种地主地十九亩，还种着族里二亩坟地，和村里公地四亩，全要给些租子。我祖父王振伯有吐血病，又有赌博恶习，我父亲在外学徒，所以家中缺少男劳力，因此1943年雇用过一个秋工，1944年雇用过一个年老的长工，1945年雇半个长工，由于土地瘠薄（沙坑地），收成很少，每年收的粮除交租和付工钱外，仅够吃用，生活不如一般中农。因此，土改时化（划）为中农，并分给我家二亩土地（因我家地少）。我祖父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的，他解放前后没干过任何反动事，并因在解放前掩护过张子明（原县委书记），被本村反动伪保长勾结国民党匪军抄过我们家。我祖父逃跑，匪军用刺刀挑伤我祖母，并以私通八路为名把我父亲逮进国民党牢监，受过鞭打，所以我家对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仇恨，对共产党非常欢迎。解放后，我祖父第一批参加合作社，至1960年死去，始终参加集体劳动，没做过一件损害党和社会主义的事。我父亲在任教十七年间没犯过任何错误，始终用忠恳的工作（态度）表示对党的拥护。我家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大有上升，正当我们全家六口人（我父母、我弟、妹）怀着社会主义积极性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却把我们化（划）为地主成分，推出阶级阵营，我是不同意的，不管从政策上、实际情况上、群众观点上，我都有理由不接受： 　　一、当时阶级复议的政策是清两头，重点在表现。就是把化（划）为地主的贫下中农拉回来归队，把钻进贫下中农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揪出来专政。对于中农，十几年来没有反动行动的，根据就低不就高，基本不动，按这条，我们不是复议对象，再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里》说：“凡经常雇请一个长工，或相当于一个长工的剥削量，均不能算为富农。”又说：“剥削别人部分和受剥削部分可以抵偿”，再从生活水平上，土地所有权上，我觉得我家就应是个中农； 　　二、在1964年划成分时，群众大会三次评议我家成分全是中农，可是工作队不听群众的，忽然在一个晚上对我父亲搞逼、供、信。他们以制造假材料的手法，把我家七亩半地加到六十亩，长工加到两个，强迫我父亲非按手印不可。在长期熬夜逼迫下，我父亲稀里糊涂按了手印。当时工作队是原县民政科长李少层（四清后犯罪被判刑）。对于这种情况我父亲第二天就到县里进行申诉，县里承认我父亲是职工，答应成分问题待四清复查解决。到1965年四清，经申辩无效。只把土地改为三十二亩（即把租种地主的地算为我们自己的了），却无中生有的把园子由三分改为五亩，并说一亩园顶十亩田，于是把1943年的一个秋工改为一个长工了，还是不承认不行，至今三榜未出，我们始终被当地主成分看待。尤其是把我母亲也定成地主成分，这是更不能使我们接受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明规定：“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如生活不与地主同等（即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依原来成分不变更。”我母亲贾文英贫农出身，始终劳动，又嫁与职工，为什么算地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