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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而诗愈昌 　　[摘要]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迭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熙，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关键词]科举废黜　江南士人　诗歌　生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136－06 　　咸淳十年(1274)，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考试，两年后(1276)，元军攻陷临安，科举制度随着宋朝的灭亡而被废黜。此后，虽然关于恢复科举的讨论不绝如缕，元世祖、成宗、武宗时都曾颁布过议行科举的诏令，但均未能付诸实行，直到元仁宗延韦占元年(1314)才得以恢复。科举考试长达三十余年的停废，对江南士人来说甚至比改朝换代更让他们无所适从。在此背景下，江南士人的生活、心态、志趣均发生明显变化，展现出与科举时代迥异的心态。 　　一、科举废黜与江南士人生存状态的变化 　　元灭宋初期，江南也依照北方地区一样实行儒户制度，在籍的儒士除缴纳地税、商税之外，其余所有差役都被免除。然而因为实际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托名儒户以规避徭役的现象，儒籍认定十分混乱，“亡宋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多不在内”，(《儒户照抄手状入籍》)儒士“苦于赋役”、“以徭役为累”的情形仍普遍存在。与宋代“专尚科目”不同，元代前期科举制度废而不行，加上实行四等人制度，“南人”仕进之途基本上被切断，生存状况发生根本变化。陆文圭《送赵敏道序》云： 　　吾幼攻举子业，剽窃律赋经义套括，以争名于场屋间，吾之大惭，人以为大好焉。已乃事大缪，礼部条贯束不用，武夫健吏鸱张，而儒其服者，例遭讪侮。对于全力投身举业的士人来说，宋元易代后取消科举考试，使他们惟一所从事的艺能失去了施展空间，此外又别无所长，生活境遇可想而知，“例遭讪侮”即是其时遭际的真实写照。入元之初，即便是一些宋末名儒，生活也十分窘迫。舒岳祥、陈著、戴表元等人的诗文中，充斥着对元初困窘生活的描述。类似唐元“老来正苦行役，每顾影寂寥，时一发浩叹”(《送沈晋可序》)的江南士人，在元代前期并非个例。 　　科举考试的停废，使士人变得一无所能，人生价值选择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虽然宋代士人科举登第及被选任为官都不容易，但他们毕竟可以通过所学进入仕途。到了元代前期，江南士人人仕只能委身为吏，而这恰是传统士人所鄙弃和不擅长的。对于换代前后形成的巨大反差，赵文感叹说： 　　士之贫于今世，不亦可笑也哉!……近世富家，其骤兴崛起，不出于诗书之泽，不本于父祖之积，虽能骤致富强，惊动闾里，其子孙一落，往往鞭背马前，呼阜庭下，终不若彼出于父祖之积，诗书之泽者，虽贫且弱，犹挟册往教，号称人师。此俗人之所诋?姗侮，而至不易得者也。(《送罗山禺序》) 　　宋代以文治国，儒士在仕途上颇显优越，元初打破这一格局，致其仕途困顿，许多儒学、科举世家开始逐渐走向没落。戴表元叙述当时的情形说：“科举罢，三百篇之策，学者黜为空言。邑中故家，虽衣冠强盛如李、杨、黄者，亦皆逋播荡析。”(《送杜于问赴学官序》)吴师道也感叹：“科目未兴，而无以为官；从师道息，好士礼废，而无所于游。当今南北旷荡之时，而老于茅茨林穴之下者，岂无赢粮之资哉?势有所不能也。”(《送方寿父之道州序》)士人“无以为官”，为学的热情自然也就日渐受挫。废学、改辙之举逐渐成为普遍趋势。他们或教授乡里，或弃儒从商，或委身为吏，或由儒入道，或习为杂学。关于其时的总体情况，揭侯斯概括说：“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送也速答儿赤序》)王沂描述：“其在间巷间者，用力于空文而峙虚名；其出其仕者，赴时趣务，驰骋于声利。”(《送张光道序》)元代文献中有诸多关于这一时期士人改习其他艺能情况的记载，其中以出仕为吏的情况最为普遍。苏天爵指出：“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新城县缪学记》)如唐如介，“科举废，格勉从吏役，初试于邑”。(《唐处士墓志铭》)陆千里，“幼读书，急亲养，不得守先业，由刀笔吏以进”。(《送奉化吏目陆千里序》)上饶翁某，“以儒家者流，而尝从事于律，积岁月，可以典州县之案牍，顾乃暂寓焉于征商之官”。(《逢遇录序》)也有沦为商贾的情况。如李瑞，科举废除之后，“又不能治生农工，处市井中，遂商贾为业”。(《承直郎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副使李公神道碑》)或改事各类技艺，如严存性，“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赠儒医严存性序》)薛方彦，“国初科举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