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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权利滥用理论研究 　　摘要：“权利是法律之子”，一个法治的时代也必然是权利盛行的时代。法律通过赋予人们权利，鼓励人们自由地生产生活，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行为，并通过权利保护人们的行为和结果。随着我们国家法治进程的加速，一个崭新的权利时代正向我们踏步走来，用权利的思维分析处理社会中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常态，一个全新的权利时代的轮廓已日渐清晰。在这样的时代，如何使人们更好地保有权利而不滥用权利，将成为一项急待研究的理论课题。 　　关键词：权利；权利滥用；历史；构成要件 　　 　　一、 权利滥用的历史沿革 　　（一）权利本位时期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指出：“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是行使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权利滥用的问题由来已久，并非是“在古代，从罗马法时代直到整个中世纪，不存在权利滥用问题”○1。从罗马法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对权利限制的规定。比如对于因相邻关系或公共利益的权利行使做出了简单的限制性规定，如《优士丁尼》中规定的不能在已有建筑100英尺以内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与法律倾向的重点是对个人权利的严格保护，法律规定人们“行使自己的权利，于何人皆非不法”○2。 　　1798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提出了“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随后法国以宪法的形式在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权利的滥用提供的了依据。此后，拿破仑在法国民法典中具体的规定了“所有权是指以完整绝对的方式享有与处分物的权利”。这种在法律限度内最大的赋予人们权利是当时历史条件所需，在19世纪中期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通过法律来解除封建残余的束缚是非常有必要的。尽管法国民法典中也出现了对所有权行使“不得为法律禁止使用的”限制性条文，但是这与罗马法时代的情况相同，对于权利滥用的限制规定始终是“零星和不完整的，更缺乏系统的理论”。○3 　　（二）社会本位时期 　　19世纪中后期，当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权利的保护产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法律对私人财产的严格保护大大刺激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铁路、公路、飞机、工业用长距离管线纷纷出现，采掘业等各种机械大工业得到很快发展，这些产业的崛起使得限制原先绝对的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土地所有权成为必然。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经济危机时常光顾，“现实要求资本主义国家不限于‘夜警’的职能，而应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个人权利加以限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以私权神圣和所有权绝对为指导，对于个人行使权利的行为几乎不加限制，纵然行使权利至使他人遭受侵害，权利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古典自然法学面对由“私权绝对”所孳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私权膨胀的消极现象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要求一直处于法律边缘位置的禁止权利滥用法理走上法律规制权利的前台，成为“用以修正资本主义的弊病的各种法理”○4之一。以此为契机，在各种判例不断积累的基础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逐步实现了由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法律的终极目的和创设权利的本旨要求法律在保护个人自由、财富和权利的基础上，必须兼顾他人和整个社会的总体和长远利益。至此，禁止权利滥用成为了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1855年5月2日法国科尔玛（Calmar）法院针对“专为遮蔽邻舍阳光而修筑烟筒”案的判决认为：“所有权……与其它权利相同，其行使应以满足适用之利益为范围，如以恶意或故意所为的行为，对权利人无利益可言，而徒加害于他人时，因有违道德与平衡原则，实不能为法律裁判所允许”○5。这一“忌妒建筑”案的裁决是禁止权利滥用法理适用于法庭审判的首例。《德国民法典》（1896年）第226条始规定：“权利的行使如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予禁止”。不过禁止权利滥用字眼直接见诸于立法的明文规定始于《瑞士民法典》（1907年）。大陆法系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相继效仿德国、瑞士的立法例在自己的民法典中确立禁止权利滥用为权利行使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立法传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中没有独立的禁止权利滥用概念，但是其许多法院判例承认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功能，而且其侵权行为法中的某些制度如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等，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制功能。至此，长久以来所谓的所有权绝对的原则只能被作为唯意志论的奢侈品而供奉在自由主义私法学的象牙塔里面了。○6 　　 二、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 　　各国先后确立了故意损害、缺乏正当利益、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损害大于所获利益、违反权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