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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法律困境 　　2008年12月18日，人称“人肉搜索第一案”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宣判，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两家网站的经营者或管理者，侵犯原告王菲名誉权及隐私权，判网站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分别赔偿王菲精神抚慰金3000元和5000元；天涯虚拟社区网由于在王菲起诉前及时删除了侵权帖子，履行了监管义务，因此不构成侵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网络媒体在利益表达中所面临的法律困境。 　　该事件之所以发生，虽然不排除网络推手和热心网友滥用意见力量的因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正常的利益表达得不到保障，侵权的利益表达不受规范。由于我国尚没专门的法律保护利益表达，也没有专门的《媒体法》或《信息自由法》等，对利益表达的主客体的权利和义务未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公众借助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利益表达行为就容易失范。并且，在虚拟世界之中，这种失范愈演愈烈，既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和表达权，又在一定程度上滥用了极为有限的表达自由，从而向新闻法制提出了挑战。 　　 　　非理性表达：惹祸上身 　　 　　对于利益表达而言，从理论上讲，《宪法》条款应该为媒体的利益表达活动提供了强大法律保障。但是网络媒体还不得不面对自身非理性表达招来的官司和祸患。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虚拟性和匿名性的特点，公众较易接近和使用，它为公众表达利益和宣泄情绪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公众往往会利用网络媒体大胆地表达一些通过其它渠道无法表达的诉求。并且，由于制度化的表达渠道经常受阻，所以网络媒体这种表达有时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甚至比较偏激和极端，公众的各种情绪、态度、要求和意见基本是以原生态形式呈现。近年来，从“彭水诗案”、“五河短信案”、“儋州歌案”、“志丹短信案”到“高唐网案”，这种非理性表达都是在批评地方政府和部门官员时所引起的官司接连发生。 　　“彭水诗案”就比较典型。2006年8月15日，重庆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填写了一阙讽喻当地公共事务的《沁园春?彭水》，因他通过手机短信和QQ发送给几个朋友。却不料因言获罪锒铛入狱，闹得是各地舆论一片哗然。虽然当事人借助新媒体行使的是表达自由权利，批评的是公众人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是受到了新媒体表达主体非理性表达因素的影响。网络媒体虽然能够突破限制，但是其非理性化的成份也很容易与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利益表达的信息不是被过滤，就是利益表达主体受到处罚。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进入改革中期以后，在某些地区的地方权力层面，已出现了“类苏丹化”现象。“类苏丹化”其实就是“苏丹式政权”的复活。“苏丹式政权”常被用来表征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退化了的家长制权威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与古代苏丹王统治非常相似，也颇为类似于汉语中的“土皇帝”政治。所以，有关部门往往会严格控制当地媒体，导致地方媒体几乎无法有效地代表公众进行利益表达。而网络的这种非理性的利益表达则更容易与此类“类苏丹化”的政府利益发生冲突，从而惹祸上身也就成为常事。 　　 　　网络暴力挑战新闻法制 　　 　　表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其行使过程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以不影响和伤害他人的表达自由和人身权利为前提。但是，以“人肉搜索”、网络谩骂、网络“恶搞”为代表的“网络暴力”却在虚拟世界愈演愈烈。它常以正义为名，实行“道德审判”和言语制裁，已经多次侵害了其他网民的表达权、名誉权或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在不经意间也伤害了公共利益。 　　“姜岩事件”就是网络暴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典型案例。2007年12月29日，北京一白领女子姜岩跳楼自尽。事后，姜岩姐姐和网友将她生前写下的“死亡博客”以及心路历程披露在天涯论坛上。姜岩为痴情埋单的行为震撼了网民的内心，在同情和义愤的刺激下，一场规模庞大的“人肉搜索”在网上展开，当事人丈夫王菲和所谓“第三者”的照片、工作单位、家庭地址、家庭人员状况、个人电话号码等信息很快被不同的网友不断详细地披露在网上，后来这种个人隐私的示众逐渐发展到网络谩骂甚至转换成现实世界中直接的人身攻击和群体围堵。2008年3月28日，当事人丈夫王菲为讨公正，一举将天涯社区、大旗网站和“北飞的候鸟”网站等悉数告上法庭，一审判决网站败诉。 　　从利益表达的角度来讲，“人肉搜索”、网络谩骂、网络“恶搞”等的出现，应该是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的体现，它为普通公众表达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利益诉求创造了条件。如果用于监督政府、维护公共利益，既很难算作是侵权，又能发挥重大作用。比如，厦门PX事件和华南虎事件。但是，从“虐猫事件”、“铜须事件”到“很黄很暴力”事件，再到上述的“姜岩事件”，人肉搜索等却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而不断向法律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