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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法学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连接法学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一、低碳补贴的法学理论 　　（一）环保型财政理念 　　低碳补贴通常是政府对企业给予直接的财政资助，鼓励其发展节能减排生产的财政支出。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时代，环保型财政支出富有时代特色，是财政法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绿色财政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产物。法学中，绿色代表安全、健康、公平、稳定等价值观[1]，其核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当今财政法的主动脉，为环保类财政支出输送新鲜血液。 　　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特征，一旦发生环境事故，后果不可逆，通常殃及鱼池，其法律责任并非民法中损坏赔偿，2005年中俄松花江污染事件便是惨重教训。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补贴企业发展低碳环保型生产模式及其技术研发，不仅可以产生环境效益，保护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能够增加全人类的福祉。 　　现代法理学，环境权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即便是WTO这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际法，也通过GATT第20条（b）款和（g）款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然资源。人类生存需要清洁的空气，清洁的空气也被国际社会看作是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所以，环保型财政理念之下的低碳经济补贴势在必行，符合环境治理的预防原则。德国是环保型财政直接支出的先行者。 　　（二）环境补贴 　　低碳补贴是环境补贴中的一个分支。环境补贴是环境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征收环境税、给予税收优惠、发放低息贷款等，是其经常性方式。与直接的财政资助相比，环境补贴多是间接地价格支持，通过补贴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环境成本内化。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来看，环境补贴属于第二代机制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优点是灵活、自主，并非绝对强制命令化。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Demand-and-Supply），自动地将环境成本高的产品淘汰出环保型市场。 　　例如，A国与B国是长期的贸易伙伴，但是B国的环保水平较低。A国与C国（欧盟）是刚刚建立贸易往来，但是C国具有世界一流的环保技术。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A国现推行一种碳税措施，根据产品的碳含量征税。碳含量高的产品需要在边境缴纳更多的税。如果没有转向的税收优惠，在产品相同的前提下，B国的产品与C国的产品相比，在A国的市场线显然会逐渐失去竞争力，因为其在边境需要缴纳更多的碳税。相反，C国的产品因为环保水平高，得到了A国的税收减免，相当于得到间接补贴。 　　二、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国的低碳市场发展空间日益扩大，发展潜力也是无限的。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国的低碳经济市场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土壤，蕴含无限商机。加之中国的减排承诺，外国投资者更加着眼于中国市场。他们的低碳产品，如西门子的节能灯，在中国市场上很具竞争力。而且比产品更具竞争力的是，外国公司的低碳技术。上海世博会期间，光西门子一家，就提供了将近9亿欧元的环保技术合同[2]。 　　与无限发展潜力的低碳市场相比，我国的低碳产业发展力量显得薄弱，不平衡。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模式是：高碳产业低碳化改革，新兴低碳产业加快发展，低碳产业生产链和低碳产业群初显。我国的高碳产业多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如运输业、水泥业、制造业等三高产业。这些产业是温室气体的最大生产者，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报告，大气中六种主要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占到50%以上。这些产业正在进行低碳化改革，但是改革成效不大。节能减排压力之下，我国大力发展替代能源产业，主要有风能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很多停留在形象工程，关键问题还是核心低碳技术的缺乏。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石化能源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低碳技术的自主研发尚处于幼稚阶段。如何筹备研发资金，吸引研发人才，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课题。国外先进经验是建立完备的一条龙的补贴制度，激励自主研发。这方面成绩突出的国家很多，我们以丹麦为例。丹麦政府推行大量不同类型的税收政策措施，适用于不同的能源产业。其中，对化石能源征收高额环境税，而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待遇和优厚的直接补贴。比如，风电产业，可以享受政府3.3欧分的直接补贴，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3]。丹麦政府的政策措施收到积极成效，吸引大量有实力的投资者投资于新能源产业。 　　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在高新产业发展初期，给予补贴以扶植，降低技术研发的成本，摆脱技术研发的路径依赖。在低碳节能减排市场中，低碳补贴将发挥关键性作用。我国是转型经济国家，补贴是发展经济的传统手段，低碳补贴更是扶植节能减排研发企业的重要手段。 　　三、我国低碳补贴制度的若干建议 　　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和我国薄弱的低碳产业水平和稚嫩的技术能力，政府给予本土企业低碳补贴，提